赏析：
在气象恢宏的汉代赋坛上，有两位呼风啸浪的巨人先后崛起，那就是枚乘和司马相如。如果把相如的赋，比作气势磅礴的瀚海；那么，枚乘的赋，便是造成这瀚海的第一阵震撼天地的雄澜。
枚乘以前的辞赋创作，大抵还在楚辞峰影的笼盖之下。只有文思骏发的贾谊《鵩鸟赋》，在向汉代新体赋的奔进中，留下了山回谷应的先声。枚乘的伟绩，正在于既对楚辞（如《招魂》）有所取法，又以雄伟的魄力冲破了它的格局，造出了真正带有汉家“雄大”气象、可以命之曰“汉赋”的杰作——《七发》。
《七发》的主旨，实寓于它那奇妙的开篇部分——这与后世作赋者的惯于“曲终奏雅”恰正相反。赋之起笔以“楚太子有疾”凭虚而来，引出了神秘“吴客”的奇特探问。然后单刀直入，揭示太子的得病之源，乃在于“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这就在开篇落笔之际，触及了“文景之治”时期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重大课题，即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的享乐腐化之风（《汉书·食货志》）。作者在揭露上层贵族的腐败风气时，感情之激切正与辞锋之犀利相并——他把贵族的种种享乐生活，形象地斥之为“蹷痿之机”“寒热之媒”“伐性之斧”和“腐肠之药”；并大声疾呼，倘不“变度易意”，一味“淹沉”在这些“浩唐”作乐之中，必将酿成“久执不废，大命乃倾”的严重恶果。这里所谈论的，自然已远不止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一种广泛而深刻得多的贵族“社会病”。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客”提出“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即用精妙的思想提高贵族子弟的精神境界）的治疗之方，便不禁如奇峰突起，更带有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之力。清人刘熙载指出：“赋欲不朽，全在意胜”，“后世学相如之丽者，还须以乘之高济之”（《艺概·赋概》）。《七发》在展开“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七事铺陈前，正以治疗上层贵族享乐之风的高妙立意，照耀全赋，警动当世。这大约正是它所以凌跨众作、卓然独立的原因之一吧。
构成《七发》主体，并以雄迈的气势震荡了千古读者的，则是“吴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的赋辞部分。
令人不解的是，在开篇一节的结尾，“吴客”既已宣称，欲以“要言妙道”驱除太子的耽乐之病，为什么进入赋辞部分，却又一反其意，大事铺陈起“音乐”“车马”“饮食”“游观”“校猎”和“观涛”之乐了呢？这与上文所寓的主旨岂非有背？这个问题，正涉及到了《七发》那宏奇而精妙的构思、布局。
须知当吴客探病之际，这位久耽安乐的太子，正处在“唏嘘烦酲”的病痛折磨之中，神思也极为恍惚。倘在此刻就向他进说“要言妙道”，他恐怕连聆听的兴致都没有，又何论疗疾去病？“吴客”进陈的“音乐”之类观赏则不同：一方面，它们仍在贵族子弟爱好的享乐之列，在太子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着力展示它们的赏观奇境，正可转移太子对病痛的注意力，激发起一种虽不能身临，却可神游的浓浓兴致。另一方面，此类观赏之乐，又不同于“越女侍前，齐姬奉后”，“纵恣于曲房隐间”的淫佚之乐；特别是“音乐”“车马”“校猎”和“观涛”，因为带有吴客所盛赞的“至悲”“至骏”“至壮”的特点，更有助于打破贵族子弟“宫居闺处”的狭隘视野，开阔他们的胸襟，陶冶较为健康的观赏趣味。何况，“吴客”之着力渲染这些观赏之乐，也不是为了让太子沉湎其中，而是作为铺垫，最终推出凌跨众“乐”的至高境界，即精微深奥的“要言妙道”。这便是作者总体构思所指向的宏远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七发》在行文、布局上，也作了周密而精妙的安排。“吴客”先述“音乐”“饮食”之乐，其观赏空间大抵还在宫廷之内，观赏活动也带有“静态”的特点。随着“车马”“游观”奇境的展示，楚太子之神思便被带领着冲破苑池宫墙，乘上“王良、造父”为御的快骏坚车，驰向了远为空阔的世界。在“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的千里骋目中，该将领略到汉家江山的何其辽远壮奇！而在万骑奔逐的“校猎”之后，再“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一睹那“似神非神”的江涛之壮观，又将使楚太子的“淟浊”心胸怎样为之刷洗一清，激荡起“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的磅礴豪情！作者铺写“吴客”所陈七事，正是在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中，由近及远，由静到动，从宫廷池苑的狭隘天地，转向高山大川的壮阔自然，显示了以往赋作从未有过的宏伟气象。与此相适应的，是作者对七事的铺叙方式，也有详有略，层层逼进，极尽张弛起伏之妙：“音乐”一节作为七事之始，用的是力透纸背的浓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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