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又题作《与谢民师推官书》。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颇有诗名，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充同榜登第，时称“四谢”。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海南遇赦北还，六月过海，十月至广州。当时谢民师任广州推官，曾携带诗文谒见苏轼，很得苏轼的赏识。苏轼离开广州后，谢民师多函候，本篇是苏轼行至广东清远写给谢民师的复信。
这封书信，开端陈述双方交谊，收尾答复对方请托，中间重点谈艺论文。苏轼晚年连遭远贬，历经坎坷，饱尝人事冷暖、世态炎凉，不愿轻易纳交官府中人。“不敢复齿缙绅”一语，话中有话，浸透了作者酸楚郁愤的情愫。他多年谪居岭海，如今遇赦北归，实乃意外之大幸，“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只一笔，写尽了大难不死者绝处逢生的真切体验。备受迫害与冷遇的苏轼，长期故旧星散、交游断绝，而素无往来的谢氏，却多次问讯、过往，情亲意厚，对方的殷殷相待，使苏轼感到“倾盖如故”。这段文字坦率地陈述了苏轼由保留观察到乐于纳交的复杂心理，与友人诚挚而亲切地交流了思想。收尾对谢氏求索墨迹作出恳切说明、答复，并将当下行踪告知友人，措辞简当而亲切。
书信的重点是阐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作者由赞扬谢民师的作品，发表了“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一段妙论，表达了自己崇尚平易自然文风的一贯主张。他自评其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这段话与信中所云可以互相参证，足见这种天然美的风格苏轼最为倾心，事实上也只有他的文章才达到了这种境界。崇尚天然美并不忽视文采。引用孔子的两段话，既强调重文，又强调达意。人或以为“止于达意”，“疑若不文”，苏轼把两者统一起来予以诠解，纠正了“辞达”只是语言表现问题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一要能“求物之妙”，即善于寻求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把握难以捕捉的生动意象；二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细致地观察、熟悉、认识、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三要“能了然于口与手”，即以准确而形象的语言予以生动的表现。只有如此，才叫“辞达”。辞而能达，便一定会很有文采了。他的解说，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物、意、言三者的关系，触及到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给孔子“辞达”说注入了新的意蕴。倡导辞达，自然反对故为艰深，故下文借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进一步阐述“行云流水”的境界和“辞达”的要求，并非在于形式，而首先取决于内容。正由于此，所以扬雄的终身雕篆，独变其音节，不足以称“经”；屈原作《离骚》，不能因为形近于赋而予以贬低。屈原的《离骚》上承风雅而加以变化，其成就可说光照日月；贾谊学力甚高，倘生当其时，何妨作孔子的“入室”弟子，而扬雄因为他写过赋就鄙视他，这是单从形式着眼，表明扬雄识度浅陋。这里经过对扬雄的驳议，更加深层地昭示了苏轼重天然、讲文采、反对故作艰涩的文学观。末引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所说的“斯文，金玉也”一句语意而加以发挥，作为收结，既回应上文，又表明未敢自是，体现了学界老宿谦谨自律和平等待人的良好学风。
与友人论文一段，先借称颂对方文风提出自己正面的风格理想和美学追求，次借诠解先哲名言阐述创作三昧，再以驳诘前人旧说申论自己的见解。行文中以“行云流水”喻文风的自然，以“系风捕影”喻把握创作兴会，以“精金美玉”喻文章佳妙，语言新颖生动，富有文采。《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说：“论文到精妙处，亦唯东坡能达。”正说明本篇论文臻于精妙之域，进入“辞达”之境，体现了苏文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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