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篇赞范仲淹的事功文章，重点写事功。这段写法同上段不同，它没有具体条列范仲淹的种种功勋，而是把他同古代杰出人物作比拟，从总的方面加以极精练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即吕尚，又称太公望，是周朝的开国功臣。他们得遇商汤、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于萃（在今山东菏泽曹县北）野，太公隐于渭（在今陕西）滨。管仲，名夷吾，辅佐齐桓公，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乐毅，燕国名将，燕昭王时曾大胜齐军，连下七十二城。淮阴侯即韩信，他曾向刘邦分析刘（邦）、项（羽）的有利不利条件，建议刘邦东取三秦（今陕西一带）。刘邦采纳其言，后来果得实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时，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评说曹操、孙权，建议他西取益州（刘璋为益州牧），联合东吴孙权，共抗曹操，然后统一中国。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在天圣中监楚州（今江苏淮安）粮料院，母丧去官，时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后即任副宰相），闻仲淹名，召置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馀言。康定元年（1043），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威镇西北，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庆历三年春任枢密副使，其秋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忧（为母居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意。范仲淹的这些经历，同伊尹、太公、诸葛亮、韩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们比拟，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时，即已抱负远大，怀有治国方略，这样更能充分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卓越贡献；如果具体条列他的事功，反而显得琐碎而没有力量。
范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贤，对于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体评论其短长，文中只用“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两个生动的比喻，总的论赞，最后引出“有德者必有言”，“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文章事功，双收作结。《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足见苏轼对他的崇高评价，绝非谀辞虚誉。
苏轼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说，写一个人，从没见过他的面，很难写出感情；本篇却恰恰相反，从数十年景仰思慕而终未一见立意，把对范仲淹的感情写得像江河大海，深厚无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这样感人的，却极罕见。盖作者心中本有无限深情，文辞又足达之。前人称此文是“率意而书”，“识度自远”（明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历叙因缘慕望处，情文并妙”（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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