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梅直讲书
作者：【宋】苏轼
某官执事：轼每读《诗》至《鸱鸮》[1]，读《书》至《君奭》[2]，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3]。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4]。’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5]。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6]，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7]，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清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8]。”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9]”。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10]，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释：
[1]《鸱鸮》：《诗·豳风》篇名。旧说成王初立，周公摄政，周公之弟管叔鲜、蔡叔度散布流言，周公作此诗托鸟言志，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毛诗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2]《君奭》：《尚书》篇名。周武王死后，周公与弟召公奭共辅成王，召公误信周公篡位的流言，周公作此文自辩，兼以互勉。[3]“见孔子”二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师徒破陈、蔡两国大夫围困于郊野，粮食断绝，有人患病，孔子仍弹琴诵诗，坚持讲学。[4]“匪兕”两句：出自《诗·小雅·何草不黄》。原意是说，征夫不是兕（犀牛一类动物）不是虎，却在旷野上奔跑不停。这里孔子用以自比。匪，通“非”。率，循。[5]上下其议论：相互研讨。[6]来京师逾年：苏轼于宋嘉佑元年（1056年）五月到达京师，九月考取举人，次年春参加进士考试。此信为中进士后所写，故说“来京师逾年”。[7]礼部：宋代进士科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称为“省试”。[8]“《传》曰”数句：语出《论语·宪问》。[9]“优哉”两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此乃佚诗。[10]五品：宋代官阶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梅尧臣时为国子监直讲，是五品官。
赏析：
苏轼一向非常重视文章的立意构思，善于对所写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发掘出事物的必然之理，摆脱固定的套式，自出新意，独运匠心。他所悟得的事理，既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卓荦识见，又往往反映出高远的情志，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上梅直讲书》便是这样的杰作佳构。
本文是宋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考中进士后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梅尧臣是苏轼所崇敬的文坛前辈，时任国子监直讲。嘉佑二年礼部试进士，他为参详官，读到苏轼的试卷大加赞赏，“以为有孟轲之风”，于是便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篇书信便抒写了作者中第后的由衷喜悦，表达了受到欧、梅识拔，前辈奖许的感激之情，通篇贯穿着一个“乐”字。
作者没有直抒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劈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无关题意，实则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作者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文中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为全文确立主脑，又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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