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文天祥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作为南宋的特命全权代表出使元营谈判，被元方扣留，后几经风险，中途逃回。他把患难之中所写的诗编成《指南录》，写有自序，每首诗之前，多有小序，故本文称后序。在这篇后序中，文天祥历数艰险，寄志述慨，足以跟他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相发明映辉。
这不是一般的诗集序文，而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正气歌。序文首先明确交代出使元营的严峻形势。就元方而言，大军“已迫修门外”；就南宋而言，惧于元军之势，“战、守、迁皆不及施”，举止失措。国破在即，百官无能，在这千钧系于一发之际，“予不得爱身”，荣辱、得失、生死，一概置之度外，挺身而出，毅然“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文天祥“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以浩然正气，词争句夺，显示出堂堂正使的气派，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他以自身的尊严维护了民族尊严，在外交上获得了显着成果。但后来形势逆转，处境困危，原因是“吕师孟构恶于前，贾馀庆献谄于后”，于是出现了无可补救的恶果：“予羁縻不得还”。面对变化了的形势，文天祥变换了策略。他“自度不得脱”，于是取义成仁，所用言词也随之变化。“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元军统帅伯颜违背外交常例，无故扣留使者，文天祥据事理痛骂，因而骂得有理。吕师孟叔侄叛国为逆，为虎作伥，文天祥持气节痛骂，因而骂得痛快。“直前”的动作，“诟”“数”的言词，使文天祥的凛凛雄姿跃然纸上。文天祥之所以敢于辞锋犀利地力斥敌人，原因盖出于“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以死报国，以死殉节。斥敌的言词以崇高的气节为前提，崇高的气节又必然会表现于斥敌的言词中，二者互为表里又互为因果。
文章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文天祥从元军脱逃的经过。元方羁縻了文天祥的身躯，但羁縻不了他的心。当元军不给文天祥以使臣待遇，撇置一旁时，他“分当引决”；但他“隐忍以行”，原因是他对自己一身维系整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他审时度势，隐忍下来，“将以有为也”，揭示了他隐忍行为的目的性。然而，屈是为着求伸。所以，他“至京口，得间奔真州”，一旦寻到机会，就毅然脱逃，企图联络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约以连兵大举”。但是淮东制置李庭芝误认他为元作奸细，几乎将他杀掉，于是他不避艰险，辗转逃生。“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这是他逃脱途中情景的逼真写照。他历尽千辛万苦，冲破险隘难关，百折不回，万死不辞。这是顽强意志的集中表现，也是坚韧毅力的有力显示。
总之，本文通过文天祥挺身出使之行，威武不屈之概，凌厉斥敌之言，长途越险之举，忧国忧民之情，周旋应敌之智，表现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品格和节操。他的名字虽千载而流传，他的诗文虽历世而不朽，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指南录〉后序》最鲜明的思想特色。《〈指南录〉后序》曾经和文天祥的其他诗文激励过我国历代反对民族压迫而英勇奋斗、献身的人们，给他们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这篇序文运笔峻削，详略得宜而又变化多姿。一开始，出使元营的原因交代得了了分明，既粗笔提示又一笔不漏。先谈客观形势，继说自己打算，再写出使赴命，顺理成章。说明形势，既是交代背景，又起烘托作用。兵临城下，“战、守、迁皆不及施”，无他途可通，只有谈判才是善策，于是带出了“谈”字。朝廷百官怯如鸡，惶遽失措，于是隐隐露出了“谈”字。“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元方先打出谈判旗号，于是正式提出了“谈”字。谈判是唯一道路，但出面谈判的人选又该是谁？这便由势及事再及人。先交代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论身分，非己不可；百官既无胆且无识，要出使，非己莫属；“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这便把文天祥的出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继之，写自己的内心打算，最后写到正式付诸实行。一节文字虽属简约，但行文不平不直，步步推进，使文天祥“以资政殿学士行”犹如利箭在弦，必有此举。叙述出使敌营和乘机逃脱的两节文字也颇有跌宕起伏的特色。“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形势有转机；“不幸”二字骤然逆转，文势因之顿挫；顿挫后则步步深化，“不得还”“不得脱”“不得归”连续出现，见出形势艰危。元方外松内紧，貌敬实怒，贵酋监视，兵围寓馆，表现出处境困难。“得间奔真州”，无望中有了希望，文笔为之一转，文势为之一振。“中兴机会，庶几在此”，欣慰之意，溢于言表。但维扬帅下逐客令，希望破灭，出现新的危机，自此穷途亡命，文章更在曲折中推进。短短几节文字，不断提挈笔势，开合动荡，顺承递转，依据事情的复杂进程，极尽变化之能事，写得曲折精妙。序文虽以叙事为主，但饱和着强烈的情感，基调悲壮。诵读全文，直觉回肠荡气，感人肺腑。作者的感情沸涌，不可自制，在文中一吐为快。如“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仰面长叹，声声催泪，是不堪回首往事的悲慨，是悲愤情绪最深沉而又最强烈的倾泄！作者在叙事中寄寓情感，蘸满情感叙事，让读者从叙述中去领略作者起伏的感情。“莫知计所出”，表现出对百官的鄙夷之情；“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馀庆献谄于后”，表现出对叛徒的憎恶之情；“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表现出对敌人的愤慨之情；“维扬帅下逐客之令”，表现出作者的忿懑之情；“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充满了走投无路的悲怆之情。情因事而发，各有不同，表现出这位民族英雄内心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惟其如此，才使这篇后序能打动人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文章气势充沛，用语多变。第四节以述“死”为中心，二十几个带“死”字的句子，一气如注，似强弩连发，奔马骤驰，又像急管繁弦，叠音竞奏。始有“呜呼”兴叹，为奔纵的文势作了准备；继之历述死里逃生经过，一句联属一句，一层紧跟一层，滔滔不绝，径赴纸面。最后一声“呜呼”以下，总揽全节。一句“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把文章气势推向悲痛的顶点。整节文字，词短句密，繁音促节，读之停顿不得，胸中荡然而生充畅之气。用语方面，文中连用动词却无一重复。第三节的“避”“出”“渡”“入”等字，各有妙用。同述“死”，二十几字，蝉联而下，但无一相类，显出变化而又统一的特征。作者还依据变化着的对象面貌，求取语言的腾挪变幻。例如：“几自刭死”，是写自杀，来源于“挟匕首以备不测”；“几从鱼腹死”，来源于江中遇敌船；“几落贼手死”，来源于“骑数千过其门”；“几陷死”，来源于“夜趋高邮，迷失道”。制府发下追捕公文，则“几以捕系死”；舟船险些与哨兵相遇，则“几邂逅死”。一句之中，前述死因，后谈死情，互成因果关系。这样，语言应用就切情切境且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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