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方向，防御态势也有所好转。
一方面，广东明军不知为何忽然放弃对郴州的袭扰，悍匪彭信古不败自退，率部回到韶州防御。
另一方面，听说武汉不再截留贵州的补给，几艘运盐船也已在驶往沅州的途中，吴三桂高兴得合不拢嘴。
吴三桂特地给张长庚写感谢信，盛赞对方讲大义，识大体，实为国之栋梁。之前的口角只是一个误会，希望张长庚不要记在心上。
银钱方面，前半个月银子像水一样不断往外泼，汉阳城内的几个银库空得快要可以跑老鼠。
触目惊心之下，张长庚连续举办了好几场劝捐诗会，从武汉两城的豪商手里敲了不少备用银两。
然而当整船整船的川盐从三峡运回，张长庚发现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
贺珍可真是实在人啊，发来的川盐全是又白又细的好盐，一看就知道没有故意往盐里掺东西。
为了提高利润，防止井盐岩盐被看穿，筹盐督办大使周培公故意往每袋川盐里掺上小半袋泥沙，才贴上布政司衙门认证的官方封签。
有了官府认可的票引，那些川盐摇身一变成为正儿八经的官盐，被饥渴难耐的武汉盐商们一抢而空。
盐商将“官盐”通过长江、汉水、湘江等大型河流运往各府各县，销售给嗷嗷待哺的老百姓。
总督和巡抚因解决盐荒得力，在湖广民间获得巨大声望。听说还有人给他们立生祠和长生牌位，主位是张长庚，陪位是刘兆麒和周培公。
江西的大盐商暗中收到消息，也坐船赶到武汉给他们送银子，请求分盐时带上他们一份。
第一次清点账目时，张长庚惊讶地发现，每担川盐的利润竟高达十几两，足以弥补襄阳方面的损失。
之前他对朱由榔充满了怨恨，埋怨对方把自己当成傻瓜来宰。如今，他反倒把朱由榔看成傻瓜，要不然怎么会把这么好的生意交给敌人来做呢？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
时间很快来到永历十八年四月，发往京城的捷报终于等来回应。
在八百里加急送达武汉的懿旨中，太皇太后盛赞张长庚、刘兆麒等湖广文臣办事得力，张勇、董学礼等武将忠勇可嘉，在谷城大败之后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太皇太后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在年内把明军赶出南阳盆地。
前线将帅中，甘陕客帅张勇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本地绿营主帅董学礼加封为太子少保，可谓齐头并进，双双丰收头衔。襄阳知府马思才、安陆知府张尊德等人备御守城有功，亦分别有褒奖。
谷城之败的追责问题也终于有了定论。
主帅指挥失当，擅杀八旗和绿营将领，临阵先逃动摇军心等行为被认定为谷城之败的主要原因。穆里玛不但被夺爵为民，还要押往盛京看管；八旗副帅杜敏、图海辅佐不力，也被撤除了八旗满洲都统、副都统的职务。
太皇太后责令图海马上带着剩余的八旗残部回京，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再死。
穆里玛遭受谷城之败的打击后，在浑浑噩噩中与三千八旗子弟一起返回汉阳。这几个月，他一直躲在军营里醉生梦死，两耳不闻窗外事。
听说朝廷对自己的处罚仅是夺爵为民，穆里玛向京城方向磕头谢恩，高呼太皇太后仁慈。
四月初八，周培公受命前往襄阳城外的潘家湾，再度求见大明天子。
在御前，他提出以每月支付五万两，一年总计支付六十万两的条件，请求明军退回谷城，同时继续保持私盐交易。
按照周培公的说法，清军已在钟祥修筑大量防御壁垒，江西亦派出三万精兵驰援湖广，不日抵达武汉。明军即使拿下襄阳也无法威胁武汉、江陵和夷陵，何苦白跑一趟呢？
襄阳府每年地、丁、正、杂等各项赋税加起来仅为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两，再加上襄阳卫和民夫徭役折银，怎么也不会超过十万两。如今张长庚愿意出一年赋税的六倍换取休战，明军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获取粮饷，怎么看都很划算。
“请陛下以苍生百姓为念，暂且收兵。”
朱由榔听完周培公的分析，不由得赞道：“你这次准备得很充分嘛，襄阳府的额徴地丁银精确算到了十位数。”
周培公道：“陛下说笑了，这些在襄阳府的鱼鳞文册上就有，知府马大人亦熟记于胸，问清楚不费什么事。”
“可惜你漏算了不少东西。我军占领襄阳全境，一年只能征收十万两赋税是没错，可你们也很少收了十万两。一来一去，就是二十万两。按六倍计算，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两才对。”
朱由榔对占领襄阳府的收益一年仅为十万两的论断毫不怀疑，襄阳虽然为荆湖大府，却因连年战乱损失太多人口，实力早不如万历、天启年间。
就是全国三大名府之一，后来被清廷改名为安陆府的承天府，亦不会超出太多。
然而他的算法和周培公的算法完全不同，不但考虑自己的收入，还要考虑敌人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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