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巩焴、喻上猷二人不请自来，朱由榔还是比较欢迎的。历朝历代，能考上进士的人不说全部都是文曲星下凡，起码才学多少还是有一些。
然而巩焴自己招供曾烧过大明太庙神主牌，那事情的味道就变了。
因为最近二三十年类似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只要没人提起，朱由榔不可能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搜捕一番。哪怕有奸佞小人邀功举报，他也能置之不理，消极对待。
在天子巡视夔东的当口，巩焴就应该躲在山里祈祷不要被人告发，现在跑出来自供其罪，不是给皇帝出难题吗？
现在如果大张旗鼓治他的罪，忠贞营和西营上下难免人心惶惶，毕竟逼死崇祯皇帝和挖朱家祖坟的罪过比烧神主牌大多了。搞不好有些人会连夜跑去清军那边投降，以免被一起算旧账。
可是不处理，皇帝权威难免受到挑战——哪有家仇不报的道理。
想到这里，朱由榔不禁有些生气，向巩焴冷冷问道：“既然自知罪孽深重，你不躲得远远的，跑来见朕做什么？难道你们还想向朕求官？”
“陛下明鉴，罪人自知罪孽深重，早已指天发誓，此生不再为官，”巩焴说道此处，眼神略微暗了一下。
身为崇祯朝的进士，他年轻时也曾经立志做一个好官。初任河南安阳知县时，他不畏强权，除强暴，佑善良，灭火耗，恤行户，勤农桑，清户口……被安阳老百姓称为“河南第一廉公”。后来河南局势无力回天离职回乡时，他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甚至连回家的盘缠也没有。
李自成占领陕西后，他看到新兴的大顺气象比腐朽的崇祯朝廷好得多，又受邀出任大顺的礼部侍郎，没想到大顺也旋即覆灭。
两次出仕的悲剧让他觉得，自己确实没有当宰执的命。不过，他现在又找到了新的使命。
“罪人此番前来，就是来领罪受死的。然而罪人有一事未了，求陛下看在罪人已年近古稀的，行将就木的份上，宽恕罪人两年时间。两年一过，罪人愿自裁向大明历代先帝谢罪。”
说到此处，喻上猷也同声附和道：“罪人亦有此愿，求陛下成全。”
在这个时代，讲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所有读书人都是官迷，很少有自愿不做官的。
朱由榔不禁起了好奇心，问道：“哦？你们有什么心愿未了，值得你们来送死？”
巩焴见事情似乎有成功的希望，内心不禁有些欣喜，恭敬答道：“罪人听闻陛下允许士人在广州开报社，刊文章，本意是广开言路，震慑贪官污吏。哪知无耻小人蒙正发伙同王夫之，办《礼记报》颠倒黑白，对忠贞营将士大肆抹黑。我等愿前往广州，与蒙、王二人辩驳个清楚明白。”
“你们也想办个报社，和蒙正发打擂台？”
“陛下英明，若陛下恩准，我二人想去广州办一份《求真报》，揭穿蒙、王二人的谎言。两年，两年就好，我等必将他们辩得体无完肤。”
巩焴侃侃而谈，说蒙正发只因自己是何腾蛟的部下出身，就将何腾蛟在湖南犯下的失误全推给忠贞营背锅，致使天下对忠贞营将士产生误解。他们二人不求名不求利，只求用事实将蒙正发的谎言驳倒，以正视听。
巩焴还坦言，如果不经皇帝允许，他们一到广州肯定会被官府抓起来，所以才冒昧前来恳求皇帝开恩，给他们两年时间。
朱由榔听完大感意外，甚至有点无言以对。
蒙正发经常到处活动求官，他是略有耳闻的。蒙正发邀了湖南的王夫之前来一起办报社，他也隐约听说过。
只是永历十七年以来政事繁忙，《礼记报》又不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所以朱由榔一直没有关注。
当年湖南大溃败，所有呈递到御前的文书都把责任推给了忠贞营，当时朱由榔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具体前线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他也不太清楚，不能确定蒙正发所说一定为假。
现在有人站出来打擂台，似乎证明蒙正发的一些观点确实是胡说八道，伤害到忠贞营当事人的心，致使巩焴宁愿求死也要站出来辩驳一番。
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朱由榔到很想看看，这两个大明的“罪人”通过报纸会打成什么样。
然而一想到巩焴烧了历代先帝的神主牌，这个赦免又不太好下。他们是要到广州抛头露面的，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极其严厉的惩罚，无法平息清议舆论。
一番沉思后，朱由榔发现事情远没有表面上看那么简单。结合冯双礼“永守建昌”的请求，他感觉到一股暗流在明军上下涌动。
这股暗流的核心就是害怕大明中兴后，皇帝会找“犯过事”的人秋后算账。包括参与过软禁天子的西营秦系将领，参与过建立大顺，逼死崇祯帝的闯营旧部，再加上烧神主牌的，挖掘朱家祖坟的，诛杀宗室藩王的，历次大溃败背锅的……林林总总加起来估计很不少。
这股暗流随着皇帝的声望日隆而越演越烈，似乎已隐隐影响到军队团结和诸部的作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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