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之显现与“一带一路”倡议
要证成当下中国已渐成一个“跨体系国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到底应如何判别中国已在“体系内改进者”既有角色之外，开始逐步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本文认为，具体识别标准有二：
其一是中国对国际经济立法过程影响之标准。对于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如由发达国家发起，并由其主导。其间，中国只是充当一个参与国的角色，所起作用有限，那么中国扮演的可能只是一个“体系内改进者”角色；反之，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并非由发达国家主导，而是由中国推动和引领其立法过程，那么中国就可能成为超越发达国家主创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而成为一个“体系外变革者”。在“实力界定收益”传统逻辑下，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权力优势，历来谋求对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主导权。与之相殊，中国奉行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主张国际经济立法是各国之间“共商规则，共建机制”的过程。因此，中国不会追求对国际经济立法的主控权，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凭借自己不断增长的软硬实力，已有相应的能力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就此，中国明确表明，“我们要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二是中国对国际经济立法结果影响之标准。对于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设，如中国的影响只及于该项法律制度的局部，即只达到改进该项法律制度的程度，那么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体系内改进者”；反之，如中国已可影响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整体构建，达到了变革过往制度的程度，那么该项法律制度就会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性特征，中国扮演的即为“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可将国际制度的构成要素区分为“原则”“规范”以及“规则”和“决策程序”三个层级。在这三大因素中，“原则”和“规范”体现国际制度的基本特征，而“规则”和“决策程序”只是构成体现由“原则”和“规范”框定的国际制度基本特征之具体设计；相应地，“原则”和“规范”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制度本身之变迁；而“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只是带来国际制度内部的变动，不会造成国际制度基本特征的改变。作为一个“体系内改进者”，中国对于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只是添砖加瓦式的，自下而上之影响所及更多地停留在“规则”和“决策程序”层面，其带来的只是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具体设计的变动。例如，对于发达国家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制度，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法改变其自由化的“原则”，也无法打破其实行加权表决制的“规范”，只是针对其“决策程序”，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中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等方式，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即使有时中国影响所及到达“规范”层面，也不过是有限度地改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某些实质特征，而不是根本特征，如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在WTO体制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之“规范”。然则，作为一个“体系外变革者”，对于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中国乃是以“原则”为制高点，高屋建瓴式地影响其整体构建；换言之，在“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下，中国践行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乃是从“原则”这一最高层级切入，自上而下，直接塑形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
显然，从逻辑上看，对于上述区分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和“体系内改进者”之影响过程和影响结果两项标准，前者可被理解为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只是一般性参与国际经济立法过程，那么其影响力度最多不过是作用于相关制度创建的局部；反之，如果中国能够推动和引领国际经济立法过程，则必然从根本上影响相关制度的整体构造。因具体国际经济立法涉及的领域和范围等不同，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外变革者”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初显到彰显的区间分布。而从整体上判断，对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在“一带一路”倡议项下比之非在 “一带一路”倡议项下，前者中国扮演“体系外变革者”角色的力度会更大。从上述界定该角色之影响过程标准来看，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绝非西方世界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主导乃至主控的一种国际经济政治战略，但“一带一路”共建毕竟以中国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为依托，作为该倡议的发起者和主要践行者，中国对于其中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可起到更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亦属常态；从界定“体系外变革者”之影响结果标准来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有别于现行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在更大程度上以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为“原则”，比较全方位地塑形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如上述，对互利共赢基本准则的通常解释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但在“一带一路”倡议项下，该基本准则可进一步理解为，“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照顾其他国家利益。”其中增加的“更多”一词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项下，中国更加强调互利共赢基本准则可对发达国家株守的“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做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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