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学界大多从如何确保合议庭成员（含人民陪审员）切实履行合议职责进行程序设计——这对于确需合议制的案件而言自然是非常必要的，却忽略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形合实独”的现象为何无法彻底杜绝，特别是在建立了司法责任制的情况下，未深入参与案件审理的合议庭成员为何自甘冒风险在裁判文书上签字？如果将之解释为“对承办法官的高度信赖”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涉及到法律责任的共同承担，甚至案件被发回重审或改判，某种程度也构成了对法官的评价。合议庭的每名成员签字时理应非常谨慎，却仍然自愿签字，这或许还是需要根据承办法官“全面负责”案件的实际效果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本动机，即“形合实独”可产出与实质性合议制相同的裁判结果。二是从实践情况进行验证，通过“形合实独”的合议庭作出的判决，确实得到了绝大多数当事人予以认可。以北京市某区法院为例，“就上诉率和发改率而言，2015年独任制（上诉率28.25%、发改率6.70%）均低于合议制（上诉率39.79%、发改率10.57%），2016年独任制上诉率（22.25%）略高于合议制（18.53%）而发改率仍是独任制（9.52%）低于合议制（11.54%）”P352-年最高人民法院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成效显示：“一审独任制案件上诉率为6.2%，二审改发率0.62%，二审独任制案件再审改发数为0，审判质量呈现良好态势”，2021年7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试点以来，全市法院独任制案件上诉率6.77%，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二审改发率0.18%，同比下降3.72个百分点”。自2022年1月1日新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截至2022年8月，一审案件独任制普通程序适用率稳步提升，平均审理期限66.36天，改发率0.15%，服判息诉率90.12%，一审独任制普通程序制度效能得以充分释放。”尽管尚无数据充分表明，合议制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确经合议庭成员同等参与的案件比例，但笔者与法官进行交流时获知，“由1名承办法官主要负责、其他合议庭成员参与”是一种常态，即“普通程序适用率高、陪审员参审率畸高、合议意见分歧率极低，均不持异议”。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普通程序中实质上的独任审理（形合实独）并未影响案件审理质量。司法实践实证数据表明：“普通程序=合议制”导致披着合议“外衣”的“形合实独”可能就无法避免，而“案多人少”仅仅是一个外部诱因，根本在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大部分案件，承办法官的个体决策并不会严重影响审判质量已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合议庭成员的实质性集体决策在法官们看来已有些“多余”且浪费司法资源。
从2021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来看：“一年来，各试点法院共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207.98万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63.8%，平均审理期限48天，较法定审限缩短42天，审理效率明显提升。简易程序案件上诉率为7.6%，二审改发率为0.8%，较试点前同比分别下降18.1%和13.4%，案件质量相关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年来，试点法院一审独任制适用率为84.8%，较改革前提升14.8个百分点，二审独任制适用率为29.3%，……试点法院独任制一审案件上诉率为6.1%，二审改发率为0.6%，同比分别下降27%和29%；独任制二审案件提起再审率为0.6%，再审改发数为17件，案件质量指标一定程度优于合议制案件。”各试点法院简易程序（全部是独任制且为一审）适用率为63.8%，一审独任制适用率为84.4%，表明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适用率达到21%，而一审普通程序合议制适用率为15.6%，该数据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占10%-20%的估计值基本吻合。亦即：大概20%以内的案件属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应当由合议庭进行审理，而超过80%的案件（不全是《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所规定的“简单案件”）可由独任法官审理。至于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应当根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举证质证等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报告》中的这两组数据，就案件质量而言，试点法院试点前简易程序上诉率为25.7%，一审案件独任制上诉率为33.1%，与前文引用的北京市某区法院2015-2016年的一审上诉率数据基本吻合，而试点后一审上诉率、二审发改率都大幅下降，且独任制案件质量指标一定程度优于合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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