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有20多个税种，许多税都包含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里面进行较为隐蔽的课征。不论是超市购物，还是交电话费等等，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都包含着增值税等间接税，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在进行交税，只不过凭证上并不写出来。消费是人人都需要的行为，消费多者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1995年以来税收年平均增长20%，而GDP年均增长不到10%。截至2008年7月，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上一年增长26%，以至于财政学者对税收弹性过高殷忧不已。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在2000年到2009年的排名都在前五名之内。2005年与2009年更是赫然上升到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虽然不能单纯依据“税收痛苦指数”遽称中国为“税负大国”，但也可以说明我国消费者在如此相对偏重税负中厥功甚伟。由斯而论，不承认间接税的真正担税人是纳税人，显然有违公正原则。在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法上的纳税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负税人，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缴纳的税金最终由消费者负担，民众在消费活动中不知不觉缴纳的隐含于价格的“暗税”远非通过所得税缴纳的税金所能及，但绝大多数人往往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负担了税收，一若与己漠不相属，茫然不知这些税收的实际归宿，皆此之由。一般而言，税收复杂性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总税收收入分解于不同税收以及这些个体税收的可见度。与以前其他各种商品税调整波澜不惊、鲜人问津的情形相比，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重热议，就是因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收归宿灼然至明，直接减少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使纳税人真切感到“税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税收方面采用尽量隐蔽的方式，不像美国实行价外税，而是大量税收以价内税的形式存在，不明示税收金额，收税于无形，使民众只关注于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狭隘一隅而对自己负税的大端大节罕所措心。
当然，财政幻觉按照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动创造幻觉和财政制度派生幻觉：前者是指政府有意造成纳税人产生税收负担的错觉，以达到扩大公共支出规模和提高公共品支出水平之目的；后者是指财政制度本身会使纳税人产生税收负担错觉。现代西方财政学者仅限于对政府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主动或有意主动创造幻觉进行讨论，然而，现实中有些财政幻觉往往是财政制度自身演进和优化过程中派生的副产品，并非政府制度设计的初衷。例如，目前西方财政学者讨论最多的间接税、债务融资、政府间转移支付等产生的幻觉，皆为制度派生幻觉而非政府主动创造的幻觉。让商品价格中包含税款但同时又不标明税款以降低纳税人的“税痛感”，固然是世界各国屡试不爽的征税艺术，但我国选择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并非为了“蒙蔽纳税人”，而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税法建构的空间依赖性较为明显，在近代中国尤然。中国近代以来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历史惯性，在如同”共和国的税制体系中赓续不绝。从客观来讲，间接税制虽然有利于减少征收的阻力和成本，但这种制度选择从来就不是民主财政的选择模式。世界各国的间接税税制在理论上因其易转嫁性和隐蔽性，令纳税人的纳税身份阒然就湮，使其本来交了税却懵懵懂懂以为自己没有交，客观上造成纳税人对自己的实际税负不知情，导致纳税人身份自我认知的模糊，形成普维尼所谓的“财政幻觉”，从而不利于纳税人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与民主政治下公民广泛参与和高度知情的要求相去甚远。
“财政幻觉的一般观念是，存在某种没有被公民观察到或没有充分观察到的政府税收来源。如果这些来源的资金被花费了，那么一些或所有公民都会从这些花费中获益，而对于政府的支持就会增加。因为公民不清楚这些开支的来源，所以，他们看不到支付更高税收或错过税收削减而带来开支增长的痛苦。”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普通民众认识不到商品已然悄无声息隐含税款，即便知道也不清楚含了多少税，对税收是否合理往往一头雾水，有交税之实而无法律上纳税人之名。正惟如此，绝大多数人不但意识不到自己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相反，认为自己的负担很轻甚至完全没有贡献，甚或为没有给国家提供税收却享受公共服务而怀惭负疚。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废除农业税后，很多人就欢呼说，农民从此就再也不用纳税了，不仅不纳税，政府反而发放补贴，因此有些农民十分感谢政府养活了自己。此等说法殆非笃论，迷本昧源，未谙农民只要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就悉无例外须间接缴纳各种税款。“国家养人民”中国式的财政幻觉是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产生的认知偏差，恰如北野弘久所言，在间接税制下的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的宪政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的纳税人的知情权之类权利，与负税人无相关涉，使得负税人因为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上所说的“纳税人”而权利保障棘手难措。在“蒋石林诉财政局案”中，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减轻了负担的农民，在财政局长眼中连纳税人资格也被取消了，间接纳税的普通民众根本不被承认为纳税人，纳税人对税款的使用知情权保护不免出现尴尬，维护纳税人权利、塑造与当代中国民主制度相适应精神内核的困难重重即此一端可见。尽管现代社会的碎片化渗入无数亚文化、角色和地位群体，但纳税是每个人都做的一件事。这种通用性使得税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发展的关键因素。税赋的征课与缴纳是“事关毁灭的权力”的核心利益问题，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并进而通过政府与整个社会之间建立最广泛和持久的体验关系，所划定的正是政府可以行为的圈界。相较于“税痛”的感觉并不强烈而隐含在商品中的间接税令实际纳税的人没有纳税人的名分和权利，直接税的征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直接剥夺，更能激发公民“税痛”的感觉，触及每一个公民的敏感神经，在培养民主参政意识方面具有难以企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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