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犯罪是非犯不可的。
人总是有选择的。
就像《隐蔽的角落》中的张东升，他的岳父母一定是非杀不可么？
他杀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对他又有什么好处，有证据证明是他岳父母挑唆他们夫妻离婚么？
其实都没有。
犯罪有时候就像话赶话，就赶到那个份儿上了，就觉得当时一定要把这个气出了。
然后所有的思维都关闭了，就只研究怎么杀人，怎么犯罪这一件事。
张东升后来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他如果要许一个愿的话，那就是希望一切能够重新来过。
我想这话一定是从他杀死岳父母开始的。
因为自从有了那件事他就像活着在黑暗里的动物，从此见不得光了。以前他并不怕光。
他虽然窝囊，不敢跳出舒适区，但那只是留恋，还不是不敢。
但是自从犯了罪，他的腰就直不起来了，只能从通过继续犯罪来掩盖之前的罪行，从而越抹越黑。
我今天想说的是，有没有可能控制得住那一念之间，那一念之间的杀机和恨意，让理性重新回归到主导地位。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发作的时候，虽然算不得犯罪，但可能发怒，发了很大的脾气，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还把问题搞糟了，事后十分后悔。
那么我们当时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我相信有个别人可以控制得住，但大多数人都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都会失去理智的时候，即使事后会十分后悔。
而还有一小部分人的失控达到一定程度就达到了犯罪的级别。
因此，我想说的是其实犯罪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有相当的不可控性。
即使有惩罚措施，但是在失去理智的一刹那根本顾不上，在当时的犯罪预防其实是失灵的。
这也是为什么犯罪很难避免的原因。
我们都是知道犯罪不对，犯罪不好，犯罪甚至会连累家人，但是为什么每年还是有上百万人的犯罪，是他们的智力有问题么？显然，并不是。
那是他们的性格有问题么？其实也很难分辨，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
其实大多数犯罪人也是普通人。
引上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就是一些突发的、偶然的事件。
比如，一些超越自身的底线的羞辱和挑衅，别人惹到我了，激怒我了，但又为达到正当防卫的条件，那么如果我大打出手，然后达到伤害犯罪的程度，我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的过错可以减轻一些刑责，但无法免除罪责。
事实上，一般人也不是十分了解正当防卫的准确含义，很难把握清楚，尤其是冲昏头脑的情况下，也顾不上许多。
事发有因的愤怒，急躁的情绪，容易引发偶犯。
此时想要最大限度的避免冲突，要么是极高的智慧，要么是极高的修养。
这里边有一个底层的心理安全机制，那就是宁愿受辱也不将自己置于法律的风险之中，这个意识必须长期的灌注到内心之中，在关键时刻才可能发挥作用。
宁愿面子上过不去很尴尬，但也不能冲动，冲动一旦萌发就会联想到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实就是要特别的把自己当回事。这种意识必须长期树立起来，才会发挥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内在的犯罪风险防控机制。
就比如张东升，在岳父母说出一些很伤自尊的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丝杀机闪现在心中，但同时必须迅速有一个反应，那就是不行，我不能因为这事毁了自己的一生，我是非常有前途的人，我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其实犯罪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看轻了。
犯罪必然要冒着风险的，而自己值得冒这个风险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东升也是把自己看轻了。
他没有去想自己还是非常有才华的，对数学很有天赋，在教学上很有技巧，即使这个城市待不下去了，换个城市还是可以好好的，即使与现任妻子过不下去了，但还是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的。
张东升实施犯罪的一刹那，其实说明了他对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他没有信心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就想守住现在，不管不顾的守住现在，即使可能将自己放入巨大的风险之中。
其实是不自信了，才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凡是有自信过上好日子的，都没有必要去实施犯罪。
因为犯罪所获得的收益，与创造劳动所获得收获相比要少得多。
尤其是犯罪所获得的收益不好积累，也不敢光明正大的适用，而创造性劳动是可以积累的，可以实现某种指数级的提升，更加可以堂堂正正的使用。
张东升的犯罪预示了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所以克服犯罪的冲动，避免失去理智，那就要对自己建立信心，觉得自己是非常难得的，不能功亏一篑，必要好呵护自己的人生，那么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
那些空虚而没有意义的人生就容易导致破罐子破摔。
因此，情绪控制只是表面的，关键是让自己的人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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