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康和王元鹅的通话记录不多，每次通话时间都在一分钟左右，这说明赵长康所说大概率属实。
段明回了一句“无可奉告”后，问：“无缘无故，你们为什么非得给王元鹅做临终关怀？”
“怎么会是无缘无故呢？警察同志，听你的意思，好像认为我们也在蹭他热点。”赵长康的语气听起来颇为不满。
“换成别人，是要经本人申请，我们组织内部对申请情况进行核实，再研究决定是否给予申请人临终关怀。”
“王元鹅这人，虽然没什么素质，但他见义勇为，又是‘抗艾斗士’……为了彰显社会正义面，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算他本人没有提出申请，我们作为专业的慈善机构，是不是也应该主动对他实施重点帮助，彰显人文关怀？”
“他这样的英雄楷模，虽然个人素质差了点，但也应该让他感受到社会温暖，不能让他带着未了心愿去死吧？”
“但是，我也没想到，王元鹅对我会这么反感。他大概接受不了自己马上就要去死的事实，所以一看到我就只会更加‘扎心’。”
赵长康漫无目的、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却让段明对他的怀疑减轻了八九分。
最后，段明提出最后一个疑问：“你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
“堰城大学门口，有很多人在卖电话卡，卖给学生。他们为了抢生意，打价格战。开学的时候，我从那里路过，一看他们卖的电话卡一个比一个便宜，就想换个号，但我当时没带身份证，结果卖卡的说不用身份证也行，那我就换这个号了。你们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
段明再无怀疑。况且，他们本来要找的就是王乾山和李倩。
除了“黑号”，还有个电话号码同王元鹅有过十数次通话记录。通过身份信息查询，该号主人叫张得志。
第一次通话时间在5月27日上午10点，为张得志拨打给王元鹅，通话时间只有1分半钟。到了夜里，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时间长达25分钟。
此后，张得志和王元鹅基本一到两天会有一次通话，大部分都是王元鹅拨打给张得志。
6月22日夜里11点，王元鹅拨打张得志的电话，二人的通话时间长达近半个小时。
张培的口供中，曾说王元鹅于死前一个星期左右回过父母老家，也极可能就是在6月21日夜里或在22日夜里11点之前，王元鹅发现了遗留在下水道里的手指骨。
王元鹅发现手指骨以后，于第二天夜里，或者当天夜里就同张得志有过长时间通话，这意味着什么？张得志会不会就是王乾山？
6月26日凌晨1点，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最后一通电话，通话时长足有近40分钟。这个时间距离王元鹅的死仅仅只有两天。
办案人员立即回拨这个电话给张得志。却发现，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啥都不用说了，立即找到“张得志”本人。
面对气势汹汹的警察同志，张得志满脸地莫名其妙，对于被问及为什么停止使用名下电话号码，以及和王元鹅是什么关系，在电话里头和王元鹅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张得志满脸委屈地说：“我名下的电话号码一直在用。我又没有欠钱不还，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换电话号码呢。王元鹅我倒是在新闻上看到过，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也从来没和他通过什么电话。”
经查，张得志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和王元鹅通话的那一电话号码，完全不是同一个。张得志的身份证于一两年前有过一次遗失。
毫无疑问，有人捡到了张得志的身份证，并以他的身份信息办理使用了电话号码。
捡到张得志身份证的人会不会就是王乾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没法确认。
这一线索虽然到此中断，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警方根据电话号码“实名”注册信息，追查到销售这一电话卡的营业点，位于郾城汽车东站附近。
郾城汽车东站距离主城区有近40分钟的车程，周围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没有十万也有八万。王乾山和李倩会不会生活在这里，要不要在这里开展大规模排查，尝试揪出这二人？
正当警方捉摸不透、举棋不定时，刚从外地参加完培训学习的向娟，在了解基本案情后，以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这帮大老爷们：“排查？为什么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
什么办法？
“你们都瞎吗？还是没有常识？段明在监控视频里发现的穿红裙的女人，骑的电瓶车尾端下部，遮泥板上肯定会印着电瓶车品牌。查出全堰城售卖这一品牌电瓶车的全部商家，再看看这些商家当中有没有位于汽车东站附近的。”
“以张得志的姓名‘实名注册’电话号码的通讯营业点既然也在汽车东站，假如王乾山就是这一‘注册人’，那么他和李倩就住在这里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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