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和葛哥从小就认识。
在交通闭塞、思想守旧的小地方，就连成年人的交际圈子也很难跨过沟谷，覆盖到山的那一面。不然，媒人这个行当也不会自古流传至今。
梅子和葛哥是在村小第一天放学后的山梁上认识的。那时，葛哥手中摇晃着一株鼠尾草，问这个以前从未在山路上见过的妹子说，你家也是七大队的？
从七大队到庆国中心小学有将近十里的路，在农村日益少子化、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葛哥成了每天唯一陪梅子走完那条山梁的人。
后来，为了避免一个穷地方的人再嫁回穷地方，梅子的家里只顾极力地反对梅子和葛哥在一起，却从未想过当初多少个漆黑可怖的夜里，是谁的臂膀一次次揽住了颤抖的肩头，是谁的手掌一次次擦干了哭花的双眼，又是谁指着那初升的朝阳说，将来，我们也要走出这片大山！
梅子终于还是和家里大吵了一番，气生生地承诺再不用刘家的一分钱，把家里所能提供的有限的资源全部让给了弟弟，和葛哥走了。那一年，梅子18岁，刚刚高中毕业。而葛哥21岁，复读了三年，理想终于还是败给了现实。
他们起初去的城市并不是BJ，而是杭州。杭州在葛哥的印象中是个特别好挣钱的大城市。发小的家里有人在杭州打工，逢年过节总是寄回来许多新奇的物产，令队里的人都羡慕不已。葛哥问梅子去杭州行不行，梅子为难地说她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就去了杭州。
按照发小给的地址，那里并没有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电话打过去，发小的那位家人却不巧出差了，而且短期内应该也回不了杭州。
那一晚，葛哥和梅子坐在老汽车东站门前的马路牙子上吃了两碗夹生的泡面。梅子靠在葛哥的右肩，用方便面的一次性叉子叉住半根火腿肠举得老高，看着杭州车水马龙的夜色傻笑不止。她说终于逃出了大山，没有人嫌弃地让她干这干那，也不用因为偷着见葛哥而被骂赔钱坯子，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初来乍到，为了让梅子能够更多一点地享受“想要的生活”，葛哥转了几家快捷酒店，最终拉着梅子走进了一家半地下的旅馆。120元一个床位一晚，不能洗澡，洗脸的热水也是要自己用热水瓶去打的。
半夜，睡在地上的葛哥抬手摸向梅子的床边，又缩回手，用牙使劲咬了咬自己，又摸向床上，最终为梅子掖了掖被子。南方湿冷，夜里别冻着……
那几天，葛哥和梅子白天一大早就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旅馆。葛哥和梅子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互相鼓励几句，说些加油的话，然后，葛哥去找工作，梅子去找租金便宜的住处。
那个半地下的又闷又潮湿的屋子几乎已经是全杭州最差的旅馆，但一天120元的床位费还是太贵了，一个月住下来就要花费3600元，这对于葛哥和梅子来说实在是负担不起。
世事有时候就是这样诙谐。梅子没有找到住处，却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而葛哥没有找到工作，却凭借着一副能说会道的好功夫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住处。
那晚二人各自穿过暮色回到旅馆，在门口刚一相见，梅子就激动地拉住葛哥的袖口说：“我找到工作了！在一个复印店做打字员，他们最近正好有好多旧书要翻印，打一万个字给十块钱！我粗粗一算，那几本厚书得有几百万字，就是几千块钱！”
而葛哥轻抚着梅子的脸颊，含情脉脉地笑过之后，右手抓起行李袋子，左手拉起梅子的手就往外走：“我找到住处了，走，我们回家！”
回家，多么温馨的话语啊。梅子被葛哥拉着，大步流星地走在杭州夜晚的街头。看着眼前人宽厚的肩膀被路灯映得忽明忽暗，走着走着，梅子忽然用手捂住了口鼻，只觉眼中有一阵温热。
那是五公里外的一片老旧棚户区，长长的宣传墙用光鲜亮丽的色彩把那些长着暗褐色的霉菌和苔藓的老房子团团围住。那可能是城乡结合地带最后的几处待改造的地方，老街巷子窄而幽深，由于已经处于半脱管状态，地上坑洼不平、污水横流，空中似断非断的电线网从这家残破的窗户穿进去，又从那家拆掉一半的屋脊钻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是家啊！葛哥和梅子的新家------一栋瘦高的三层水泥小楼的其中一间，一个月900块。房东不让用楼里的厨房厕所，上厕所要去巷子里的公厕，做饭只能在屋里用电磁灶做些简单的，不能爆炒出油烟。
即便这样，梅子也很知足。一想到她们有了落脚的地方，心里就不像刚下火车的那晚那样惶恐了。葛哥拉着她走了五公里，就像小时候葛哥拉着她走在放学后漆黑的山梁上。只要有葛哥在，她就不害怕，因为她知道不管路上多么艰辛，前方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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