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皇帝有些失落，他没想到王资居然如此不满大明朝。
如果一个当街路人或者一般的文臣大肆抨击大明朝，正德皇帝可能会对其怒发冲冠，
哪怕不让对方因言获罪也会反感此人，
可王资不一样，正德皇帝欣赏王资，正德皇帝想要王资入仕辅佐自己。
正德皇帝结合王资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正德皇帝理解了王资为何厌恶大明朝。
贱籍！
王资是贱籍！
身为贱籍王资凭什么对大明朝要有好感？
正德皇帝虽说出生是大明朝最高贵的朱家皇室，可随着王资这个贱籍出现在正德皇帝的视野中，并且给正德皇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
正德皇帝也了解了一些大明内贱籍所要面对的困境。
世世代代不得参与科举不说了，还不能拥有农耕社会的稳定工作——耕种。
包括山西的乐籍在内，所有贱籍都是出生就确认了工作，而且都是一些难以稳定获得温饱的工作。
虽说贱籍为了维持温饱都能从事一些其他职业来勉强糊口，例如：王资之前在皇城根下卖小食，就没有违背大明朝对乐籍的规定。
只要王资不去参与科举，且掌握乐户应有的能力，做一些小打小闹的买卖是没问题的。
这么说乐户是不是可以依靠从商来实现阶层跨越？
其实不然，哪怕是类似于王资这种看似是从商的乐籍，其实也根本达不到商贾的标准。
什么时候一个小酒楼的掌柜的也算是商贾了。
王资是倒卖盐铁了，还是贩卖茶布了？
买卖饭菜和倒腾一些食品添加剂也算得上是商贾？
大明朝真正能左右国运的商贸，轮得到王资这种贱籍吗？
如果王资是商贾，那就是对江南徽商、山西晋商的侮辱。
他王资也配得上商贾一词？
王资不论是当初的小食铺也好，还是现在的东海酒楼也罢，都距离大明真正的商贾十万八千里之远。
只要科举这条路对乐户以及其他贱籍是封闭的，那么不论这些贱籍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脱离贱籍所需要从事的“贱业”。
大明真正高贵的士农工商，永远与王资等贱籍隔了一条名为“科举”的鸿沟。
世人皆知大明朝农、商、军等籍的百姓皆有内阁首辅、六部尚书等“梦想”官职可以晋升，来满足这些主流人口的晋升幻想。
那么这些贱民除了颠沛流离，又有何出路？
更何况王资的山西乐籍已经是大明贱籍中较为好的了。
有些乐籍可是教坊司中的乐籍，为奴为娼就不说了，最关键的是世代为奴为娼。
除去乐籍外，还有诸多其他悲惨的贱籍。
例如：终生不可上陆的渔户、只能依附于豪门望族，从事于各种服务行业的丐户等等，
这些户籍都是在大明备受歧视的贱籍。
此举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威慑大明朝的良籍不敢犯罪，
问题来了，世人皆知罪犯之子可能会受到罪犯的影响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上，
让罪犯的后代背负父辈的罪孽的确是有些道理的，
更何况如果纵容罪犯之子随便参与科举，那么罪犯直接拿着刀剑冲入考官家中，威胁其录取罪犯之子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出现。
总之，让被罪犯影响到的罪犯家属受到科举限制是合情合理的。
但不被罪犯影响到的罪犯之子呢？
假设一人是杀人犯，强抢民女后生下一子，此子启蒙前其父被午门斩首，那么这个孩子还应该背负他父亲的罪孽吗？
按照大明律，此子就是过不了科考前的“身份”调查，也就永远没有机会入朝为官，
除此之外，犯罪还直接影响其十余代后人，这样合理吗？
明初四海初定，有大量暴元以及类似陈友谅等手下败将的余孽，
为了防止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步入大明官场，的确是需要一种制度来打压这些有深仇大恨之人，
而明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也没有余力对每一个“疑似”余孽的人进行针对性考察，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被犯罪分子所影响。
所以说户籍制度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手段，在明初的确是比较省时省力的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手段，
可问题是时间久了，户籍制度就定然会导致大量无辜之人永世不得翻身。
不说别的，正德皇帝面前的王资，就是对户籍制度的正确性的最好反驳。
在正德皇帝眼中，王资这个乐籍出生的贱人，却无师自通了“大饼理论”，还能反驳正德皇帝对大饼理论的理解，进而完善正德皇帝心中对大饼理论的理解。
正德皇帝不由得思索一个问题：如果王资能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又将成为何等的人杰？
王资此等天纵奇材却因为户籍原因永远无法接触儒家、科举以及仕途。
这是王资的困境，也是大明的损失！
大明朝的贱籍有千千万万，如果其中多几个类似于王资这种样的人物，那大明的损失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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