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部队21年的我，转业到地方，被安排到浙江某市的看守所工作，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
在那几十年的工作历程里，我前前后后见过了近四十名死刑犯。其中有一个特别另类的“死刑犯”，尽管他已经被执行死刑20多年了，但关于他那时的一些片段，依然特别清晰。
那是2001年12月9日早上，监舍来了一个犯人，分到了我管辖的监舍。
我和他交流之后，得知他是一个杀人犯，背负两条人命。
在看守所，像这种重大刑事犯罪人员，一般都会“区别对待”，为了防止这类人做出极端的事情，除了对其循循善诱之外，还需要其它的一些技巧。
在了解中得知，他是当地城郊的一个农民，64岁，一米七出头的样子，长相看上去比较老实敦厚，据说他当场杀死了同村的父子二人，后被警察调查审理后，送到了看守所。
他的名字叫郑国强，曾在部队服役五年，复员后，曾在村里做过19年的村支书。
我也明显地感觉到，他说话举止比一般的人素质要高，平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他的身上，就留有当兵过的痕迹。
我在问话的过程中，他的回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让人听了非常舒服。
对于他的杀人动机，我一直比较纳闷，他在部队里被历练多年，况且在村里还是一个干部，为何竟然能干出这种杀人不眨眼的事情，况且，他杀害的那一对父子中，父亲54岁，儿子32岁，都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他一个老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随即，他给我讲述了大致的经过。原来郑国强一家在村里是独门独户，尽管他是当兵出身，在村里也有一定的威望，但却有一些村民，却欺负他这个外姓人。
当月的9日，郑国强的儿子去田间的路上，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年轻人身上，他赶紧赔礼道歉，但对方却不依不饶，上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郑国强的儿子忍无可忍，还手时，打在了那个年轻人的脸上，后在村民的劝解下，各自散开。
谁知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而是带着父亲再次来到了郑国强家，那对父子其实已经多次无理取闹了，他们在院子里对郑国强的儿子动手动脚，并说尽了侮辱的脏话，一旁郑国强顿时恶从胆边生，随手从地上操起一根铁棍，对着父子二人一阵乱砍。
父子二人倒在血泊中，而郑国强则选择了投案自首。
郑国强到看守所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所在的村委，村里的一位领导说：“郑国强做事原则性强，没有私心，但脾气比较暴躁且固执！”
无疑，郑国强的杀人，是他和性格因素密不可分的。
再一次留意郑国强时，是他被羁押后的第九天，那天，他的监舍里传出喊救命的声音，我当即赶过去，一看，两个年轻的嫌犯倒在地上正在呻吟，而郑国强则站在了旁边。
我将郑国强带到谈话室，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他说，那两个被我打的人，他们欺负一个外地的小伙，饭也不让人家吃，还让对方看“西湖风景”（就是脸对着厕所的洞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两句，没想到他们竟然上来就想打我，被我几下就撂倒了。
郑国强是杀人犯，按照他的案情，他将来肯定会被判死刑。为此，我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也一再承诺，以后不会再给警官们添麻烦。
从那以后，郑国强一直比较遵守监纪监规，再没有发生过类似打架的问题，也再没有和同监室的在押人员发生过矛盾，也没有向我们再提出过其它的要求。
郑国强羁押一年两个月的时候，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他被判死刑，按照规定，也给他戴上了脚镣。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我特意找他谈了一次心，希望他能够安心改造，说不定会有二审会有改判的机会。
我说完，他就笑了。他说：“大丈夫做事，敢作敢当，我对刑法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这样的行为，是没有改判的机会的！”
随后，他郑重地给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自己被执行死刑后，能够捐献器官，虽然自己年纪一大把了，但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捐出去，将来还能发挥一些余热，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说真的，在看守所工作多年，我也见过了那么多的死刑犯，但像他这样提出主动捐献器官的人，还是第一个。
我对郑国强说，会尊重他的选择，会向上级汇报。同时，我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几个月后，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觉得他的特殊。
在2002年的11月11日，一天下午，纪委部门来了两个人，说是要开除郑国强的党籍，并当着他的面，宣读了组织的决定。随后，要求郑国强签字确认。
但他死活都不肯。那两个人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离去了。
郑国强声称：“当年我在部队入党，是凭着自己优异的表现获得的，但他们所宣读的内容，把我入党的日期搞错了两年，这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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