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咱们国家搞计划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理由是什么呢？”
沈荣儒很认真地问道。对于这个由张主任推荐给自己的关门弟子，他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争论，在时下颇为时髦，冯啸辰能够说出几句来，也并不奇怪。但冯啸辰一张嘴就认为计划经济的条件不成熟，这可算是一个新观点了，新到让沈荣儒都觉得需要好好地听一听。
关于这个问题，冯啸辰在前一世是曾经与一些学者讨论过的，因此此时并不紧张，从容不迫地说道：
“计划经济的思想，源于马克思。他提出这种思想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两大部类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进而彻底消除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这种思想，经过列宁的实践成为一种现实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并在苏联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应用。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的设想，还是列宁的设想，计划经济都必须建立在纯粹的公有制基础上，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各个经济主体完全服从于计划当局的调度，不会因为追求私利而干扰计划的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而且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基础。”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破坏了这种基础？”沈荣儒问道。
冯啸辰摇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不曾存在过纯粹的公有制。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层次，由数以万计的地方和企业各自占有的。”
沈荣儒琢磨了一下，笑道：“这个提法有点意思，莫非你认为只有让国家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到中央去，才能算是纯粹的公有制吗？”
“的确如此。”冯啸辰道，“沈老师，我给您举个例子。去年这个时候，我到明州省去处理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很简单，就是乐城市政府在暗地里纵容，甚至是指使当地农民阻挠大乙烯项目的施工，以此要挟国家经委批准他们上马一家电视机厂。
按照公有制经济的假设，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因为乐城乙烯是国家的项目，乐城市政府则是国家的一级政府，哪有自己拆自己台的道理？可这样的事情恰恰就发生了，而且类似的事情在各地区、各行业都并不新鲜。
我们平常总说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乐城乙烯是国家经委的，乐城电视机厂则是乐城市政府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利益主体，它们之间不可能做到利益一致，而只能采取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合作。
最终，国家经委不得不批准了乐城电视机厂的建设，这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而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双方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交易的。”
沈荣儒把冯啸辰说的情况在心里梳理了一下，总结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计划经济要求各个经济主体是利益一致的，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我们国家，当然，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各个地方或者各个企业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的，他们在执行国家计划的过程中，要和国家讨价还价。这样一来，这种经济模式就不能算是计划经济了，而是具有了市场经济的特点。”
“就是这个意思。”冯啸辰道，“市场经济是用钱作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而我们体制内的讨价还价，却是用投资、原材料供应、领导的职务、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作为一般等价物。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好好干活，让你的计划得以实现。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用各种方法磨洋工，让你的计划完成不了。
用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好歹价值是明确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明码标价。而用职务、生产积极性等等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是模糊的。你答应了我的条件，我还可以继续磨洋工，以便提出更多的条件。这样一来，计划经济已经谈不上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这就是一种最糟糕的模式。”
“说得不错啊！”沈荣儒面有喜色。冯啸辰说的这些观点，其实也是沈荣儒曾经思考过的。或许是因为受到旧思维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还觉得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可能划掉的选项，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得如此透彻。冯啸辰从一开始就认定计划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思路更为开放和大胆，倒是让沈荣儒深受启发。
“既然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利益主体，一家企业也是一个利益主体，那么就应当明确各个主体的责、权、利，想要获得利益，就要承担义务。一切交易都用货币来衡量，用你的话说，就叫作明码标价。这个思路的确是有些新意啊。”沈荣儒道。
冯啸辰道：“明码标价的好处在于，一个项目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竞标，谁开出的价钱最低、质量最好，就交给谁去做。无论是国企，还是乡镇企业，甚至于私营企业，有条件就可以承接国家的项目。这样一来，国企的官僚作风也就必须要改变了，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后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对于那些不思进取，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哪怕是国企，也要允许他们破产、倒闭，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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