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人的声音本来就很有力，又通过老式麦克风播放出来，伴随着“沙沙沙”的轻微噪声，带给人一种悲壮沧桑之感。
在很多二战录音资料中，都有类似的“最后的演讲”。大和民族有“不怕输”的执拗个性，越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就越悍勇凶狠，不拼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绝不放弃。
我能想到，二战后期，当日本军人意识到战争形势对己方大为不利之后，都会发表演讲，鼓舞士气，号召帝国士兵为天皇荣耀而战。
无论如何，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已经在东京湾受降船上向南京政府投降，承认自己的失败。
基地这边，无论长官怎样鼓舞蛊惑，都无法掩盖失败真相。
我走到那两扇门前，定了定神，轻轻一推。
吱呀一声，木门应手而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这是地底建筑物固有的味道，无论采取怎样的防潮措施，霉味总是无处不在。
那的确是一间不小的会议室，长二十步，宽十五步，中间是一列长桌，约有六米长、三米宽，上面罩着墨绿色的天鹅绒桌布。
室内空无一人，但每个座位前的麦克风指示灯都亮着，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我向长桌尽头的主位望去，那张椅子的椅背比两边的椅子椅背高出一尺，上面罩着金色的椅套。因为岁月侵蚀的缘故，椅套已经不再光芒耀眼，而是呈现出一种凄凉陈旧的红铜色。
“谁在这里？谁在讲话？”我大叫了两声。
虽然麦克风指示灯都亮着，但这里空无一人，并无危险。
我的叫声在会议室里引起了回声，所有麦克风同时啸叫起来，嗡嗡声此起彼伏。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不知在各地军事驻地引起了多大的反应……”我有些感慨。
如果天皇不降，散布在大陆各地的日寇堡垒各自为战，只怕还能顽抗一年两年，创造无数个与“太平洋海岛争夺战”相似的残酷战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战双方要感谢天皇的“降”，至少为人类减少了死亡超过数万人的杀戮之战。
我走向主位，望着后面墙上高悬着的日本国旗、天皇画像。
“我们的科学家非常勤奋，在大阪的陆军实验室、东北的活体实验室、山东的二级实验室、港岛三级实验室做了超过五千例观察实验，现在得出了非常准确的结论，我们的‘蛊虫弹’已经成为亚洲战场上的最新、最犀利的武器。”有个声音说。
我站在桌边，看着两边的十二个座位以及十二只麦克风。
听声音分析，发言的是对面排在第五个座位上的人。
“没错，没错，所有实验数据我都一一审阅过，毫无瑕疵遗漏，非常科学，非常严谨。”这次是我左侧第三个座位上的人插言。
“一颗‘蛊虫弹’就能毁掉重庆政府，陶瓷弹里的蛊虫是万虫之母，一旦落地，就能与当地的各种害虫结为一体，一夜之间，繁殖三代，数量增加十倍。重庆那边总共才多少人？政府官员、军队、平民加起来有多少？三天两夜之间，重庆就将变成无人区。”这是我左手边第六个人在发言。
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到的话，都是过去那些盘踞敦煌的日寇留下的。
无论他们说的有没有夸大成分，这“蛊虫弹”的确是世界首创，我此前听都没听过。
二战中，关于日寇与炼蛊师之间发生的关联，最着名的莫过于苗疆大炼蛊师玉罗刹在“吴之雪风号”上对大日本帝国的国运发出的惊天诅咒。除此之外，日寇再没有触怒过苗疆炼蛊师，只要双方相遇，必定退避三舍。
纵观二战时日寇南下时的占领区边界线就可知道，日本军队一直沿着东部海岸线向南，运兵线始终不超过中国大陆的南北中轴线，这也正是延安等地成为革命老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川蜀、湘西一带安然无恙，成为苗疆炼蛊师休养生息的自然天堂。
战争中，退让、妥协、合作、共赢都是相互的，一旦日寇后撤，缓和了与炼蛊师之间的矛盾，那么就一定产生近乎于“友谊”的相互利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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