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律师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人，身穿燕尾服，胸前露着宽宽的半圆形硬衬，口若悬河地发言，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开脱，把一切罪责全推到玛丝洛娃身上。
他否认玛丝洛娃所供取钱时有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场一事，坚持说，她既然是一个归案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丝毫不可靠。他说，至于那两千五百卢布，两个勤劳而正直的人是挣得出来的，有时一天就可以得到旅客三个以至五个卢布的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玛丝洛娃偷走了，转交给别的什么人，或者甚至丢失了，因为当时她不是在清醒状态。毒死人命是玛丝洛娃一人所为。
因此他要求诸位陪审先生认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即使认定他们两个在盗窃方面有罪，那么至少不能认定参与毒死人命，也不能认定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束发言时挖苦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关于遗传学说的一番光辉理论，虽然能阐明科学的遗传学问题，但在本案中不适用，因为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气得好像要呜噜呜噜直叫，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带着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了耸肩膀。
然后玛丝洛娃的辩护律师站起来，畏畏缩缩、结结巴巴地进行辩护。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偷窃钱财，只坚持说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乘机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简要地说了说玛丝洛娃是受一个男人的引诱而堕落的，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独自承担堕落的沉重后果。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的涉足并不成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不自在。等他说到男人的无情和女人的可怜，已经语无伦次的时候，庭长有意给他解围，就请他尽可能贴近案情。
这位律师发言之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反驳第一个律师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容置疑，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充分证实，我们不但可以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可以由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在辩护中推测，说什么玛丝洛娃堕落是因为有一个想象中的（他用特别刺激的语气说出“想象中的”）引诱者，可是一切证据倒是在说明，她是一个引诱者，引诱了许多人，许多人在她手里成为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带着胜利的姿态坐了下来。
然后让被告们为自己辩护。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一再地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都是罪犯玛丝洛娃一个人干的。西蒙只是一连几遍反复地说：
“随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也不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为自己辩护，她只是抬起眼看了看庭长，又像一头被围捕的野兽似的，朝大家扫了一眼，马上就垂下眼睛，哭了起来，大声抽搭着。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忽然发出奇怪的声音，就问道。那是压抑住的大哭声。
聂赫留朵夫还不明白他目下处境的真正实质，就把勉强忍住的大哭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哭泣和眼泪，他戴起夹鼻眼镜，然后又掏出手绢，擤起鼻涕。
他害怕的是，如果在这法庭里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就会丢尽脸面。害怕的心情湮灭了原来进行着的内心搏斗。在最初这段时间里，这种害怕心情比什么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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