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商君书
内容简介
体裁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内容
《更法》篇第一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去强》篇第四论削除民不听从政令带来的弊端，并需要籍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做为解决之方。“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家把以对善人的宽大来治理奸恶的人民，国家必然陷入动乱，衰落。而如果国家以对付恶人的谨慎来治理善民，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
《开塞》篇第七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
《弱民》篇第二十旨在阐述“弱民”与“强国”之间的相对关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如果强了，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不稳了，所以国君的统治地位要想稳定必须先“弱民”。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中《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着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争议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学界历来充满争议。《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这是最早明确将《商君》的作者归于商鞅的着录。
在唐代之前，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到了宋代以后，各种观点逐渐增多。已知最早对《商君书》的作者提出怀疑的是南宋黄震，他认为“其文烦碎不可以句，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乎！……或疑鞅亦法吏有才者，其书不应烦乱至此，真伪殆未可知。”不过黄震提出的仅仅是一种怀疑，毕竟文辞的烦碎不能作为伪出的证据，也可能是流传的原因。同期的周端朝也表示“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着也。”[5][6]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这种看法的学者很少，因为学界已经在《商君书》中找到了多处后出的证据，这部分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鞅死后至秦昭王时期的作品；另一类是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比如《更法》篇从《四库全书》开始便被质疑非商鞅所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史官所作。《弱民》篇更是提到了商鞅逝世六十年后秦国攻破楚国鄢、郢之事，还有《错法》篇曾提及秦武王时力士乌获，此人出现时商鞅已经死了二十九年，故此篇决非商鞅所作。
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作品目录
《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二十九篇。《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着录《商君书》，或着录《商子》，皆曰5卷。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
而今，《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
第一篇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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