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织业是暴利行业，但被朝廷收取了30％的税赋后，苏州人打心眼里就不服，同为朝廷辖地，同为朝廷臣民，为啥苏州府织业的税率要那么高？
万历年间太监孙隆到苏州收取织业税，被以葛成为首的纺织业工人打死，史称“暴力抗税事件”。事件发生后，苏州府竟然暗中将在狱中的葛成改了名，以逃避死罪，出狱后葛成还被当做英雄，这是苏州地方上少见的“官民一致”了。此后，苏州府但凡在收取织业税时，税官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织坊掌柜，有时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能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绝少强制足额收取。
即使苏州府境内遵纪守法的掌柜很多，但十几年来苏州府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本任苏州知府陈洪谧已连续三年被朝廷“稽赋削籍”，限期完成，但年年完不成，去年拖欠朝廷赋税6525石米（折银1.39万两）。
既然苏州府十几年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税赋任务，知府常被“稽赋削籍”，却又为什么不真的把知府罢免了呢？这与朝廷派到苏州皇室监制、采购物品的太监有关，除苏州织造局为皇室人员制作丝绸服装、手绢、枕巾、头巾等外，太监还会要求织造局外的苏州织坊为皇室制作服装、丝绸，他们给织坊的价格按成本价已算是好的，往往是低于成本价，导致织坊亏本。去年从苏州送往京城的织造物品为12万匹，其中8万匹为苏州民间织坊所织。8万匹丝绸中，平均每匹亏0.3两的话，苏州的织坊就要亏本2.4万两。这2.4万两银子就直接流入了太监的腰包，因此来苏州织造局监制、采购的提督太监是肥差，京城的太监都想法贿赂内宫大太监，争取能谋到赴苏州监造之职。
这些事情，皇帝心里一清二楚，但没办法，样子还是要做的，不然其他地方都学苏州府年年拖欠税赋的话，那皇室还怎么能够运作下去呢？于是就对苏州知府给予“稽赋削籍”的处分。苏州巡抚也清清楚楚，每年回京城议事（相当于回京城述职）的时候大多是为苏州府说好话的，不然苏州知府干不了二年就得滚蛋。苏州知府更是明明白白，税官向民间织坊收取税赋时，只求太太平平，千万别惹出万历年间的“暴力抗税”之类的事件。
客观地讲，朱元璋出身农民，非常清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因此做了皇帝后，收取的田赋还是比较低的，也只仅仅对苏州府、松江府的田赋和织机实施重税，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后世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及时调整工商税的税率。除苏州府、松江府外，工商税率大部分是“三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即使放在后世，也是明显偏低。
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澳门、吕宋、台湾后，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激增，有几亿两的白银流入中国，如朝廷收取关税的话，也有几千万两的关税收入，可是朝廷也不收取关税，这反而便宜了郑志龙，郑志龙在海上收取税银，成了大明巨富。
“东林党”是竭力反对收取工商税、关税的，在这方面，“东林党”人对明朝的败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居正推出“一条鞭法”改革时，正好海瑞任应天巡抚。海瑞在江南地区力推“一条鞭法”，因此江南地区是执行“一条鞭法”最彻底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施后，以前由粮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现在由村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后，再交给里正。
村长刘大贵挨家挨户地走着，告知村民该缴纳多少田赋。
刘大贵走到刘万禄家，说你家有5亩地，应缴纳1.71石米，如不缴纳米的话，可以折银，按每石米2.14两折算，应缴纳折银2.4两；交给朝廷的“三饷”3钱3分7厘（即0.337两）；上贡物品的折银，人均0.051两银子，你家有5口人，上贡物品折银2钱5分5厘（即0.255两）；正役折银，人均0.06两，5口人须缴纳3钱（即0.3两）两；杂役折银，人均0.021两，5口人须缴纳1钱5厘（即0.105两），以上合计3两4钱（即3.4两）。
刘云龙一听，自家的田赋达1.71石，平均税率为0.342石/亩，比苏州府的平均税率0.28石/亩高了0.062石/亩，于是问道：“怎么田赋又涨了？”
刘大贵说道：“哎，我也没法子，这都是横塘里正摊牌下来的。”
“肯定又有人家没纳税。”
“即使你知道那些人家没纳税，你又能奈何？算了，还是乖乖地交税吧。”
刘云龙听后，心想这些事也不是一年二年得了，于是就没再纠缠。他问刘大贵：“我们村里纺的纱，不用缴税了吗？”
刘大贵朝刘云龙摇了摇手，说道：“官府没计入，我们就不缴了。”
刘云龙受后世的影响太多，问道：“我们是不是该主动申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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