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教育改革都很困难，轻则文官架空皇帝，重则改朝换代。
教育有其本身的复杂性。
首先，教育系统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过于广泛，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等。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需求和软肋，可能对改革措施有不同的反应和抵制。保持相关利益方的共识和协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次，教育体系往往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某些传统可能早已根植于社会意识中，难以改变。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与这些传统习惯进行对话，还要与社会价值观和百姓的期望相协调。
并且，教育改革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包括建设和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培训和提升教师素质、制定合理的教育课程和规章制度等。在此过程中，朝廷随时可能面临各种财政条件的限制，只有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才能为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才有可能让教育普及开来。
还有，教育系统本身存在强大的组织惯性，包括既有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师生关系等，这些都会对教育改革产生阻力。《送东阳马生序》中曾经提到过“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俯身倾耳以请，俟其欣悦，则又请焉”，传统教育是非常保守的，壁垒森严的，高高在上的，排外排他的，这显然不利于知识的推广。
最后，即使有好的教育改革理念和方案，实施和执行也是一大难题。如何确保新的教育方案能够被有效地、准确地实施，并且能够在广大教师和学生中得到接受和实施，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总的来说，教育改革是一项涉及众多因素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工程，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协调各方的利益，再采取有效的策略和行动来推动。
赵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不仅没能完成科举改制，还为此得罪了士大夫阶层，最终被送到东北去“旅游”，差点丢了性命，还被黑得体无完肤，丢了江山也丢了名誉。
与赵佶相比，赵耀的权力更集中，有钱又有兵，说一不二，文官不敢造次，因而遭受到的阻力更小，改革顺利且成功。
将科举取士制度改为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无非是考试内容从儒学改为科学，考啥都是考，换汤不换药。
对于私立学校和大儒学者等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则相当于砍了他们的一条腿，取消了他们在教育行业的话语权，这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东林党背后有很多脏事儿，他们已经隐隐嗅到了危险，只能暂时妥协，想要等待赵耀出现权力真空时再发难。
而且，东林党的老巢在江南地区，科举取士最多的地方。
江南地区人口基数大，这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基础；经济繁荣，人们生活较为富足，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学习当中；教育机构发达，书院、私塾林立，为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文化氛围浓厚，人们普遍重视文化教育，这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文化名人，他们的成就对当地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学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无论怎么改革，考试内容如何变化，江南学子的“内卷”能力始终独占鳌头，每年中榜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江南。久而久之，朝廷各部的大小官位，基本被他们占据，结党营私，使得东林党日益壮大。
如果不解决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能大学里基本上都是江南地区人士，整个国家的资源都会逐渐被他们垄断。
为了兼顾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和比例，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和多样性，同时防止某一地区做大，赵耀又综合人口数量和比例，制定了新的“大考”招生方式。
一方面，按照人口数量进行招生可能导致某些省份的招生名额过多或过少，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比例招生，可能会忽略不同省份的人口数量差异，导致某些地区的招生名额过少，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在招生过程中，人口数量和比例两个因素需要综合考虑。
根据23路、安东省、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等行政区划的考生数量，以相同的录取比例来制定大学招生计划，确保招生名额的公平性。
比方说，录取比例为1%的情况下，两浙路考生人数为5万，福建路3万，东北生产建设兵团5千，那么录取人数分别为500、300和50。
如果三个地方一块儿卷，东北地区肯定卷不过闽浙，估计一个名额都捞不着。最典型的案例是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南方进士51人，北方进士0人。
南北分榜，即按南北两地分别取士，源于明朝的“南北榜案”。在科举考试中，南榜和北榜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按照考生比例来招生，可以缓解各地区间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过大产生的不平衡现象，可以使得各地区的人才都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有助于维护大汉帝国的稳定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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