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的封建王朝，商税在国家税收中所占比例较小，加上重农抑商的影响，对商业征税的征收一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赵构继位以来，实行农商并重的经济政策。
没有土地的佃农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工商业中，既减少了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蓬勃发展。
商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提高，剧烈冲击了原来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商税已经达到了税收的七成，远超农业税。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正被改变，为了顺应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商业政策也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逐渐从政府强制干预转变为依靠经济手段和市场调节，利用市场这只无形大手来贯彻政府意志，行使政府管理权。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了对商税征收的管理。
原先的户部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税务规模，于是新设了税务部，下辖各州税务局。
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起完备、严密的商税网和征税机构，并制定了统一、规范的税务法作为裁定标准。
税务法中还明确规定了各种征税条例，以及偷税、漏税的惩处办法。
商税管理体系日臻成熟，商税的征收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性的政策措施，成为一种系统、完善的制度。
商税的征收，是大宋对民间商业利润的分割，商税的制度化也表明了大宋从法律形式上明确了对民营商业的承认和保护。这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所实行的以国家行政干预为中心的商业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在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向下，国家利用专制政权严格控制商业的发展，排斥私商经营，垄断商品流通，力图遏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于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成为影响、控制商业和商人的最主要方法。而在宋代商税政策下，国家管控商业的方式从直接变成了间接，允许并鼓励私营商业发展，通过征收商税瓜分商业利润增加财政收入。
由于这几年大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远超此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商税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迂腐的大臣们也终于认可了农商并重的政策，不再把商业看成是危害。虽然大宋公务人员的待遇很好，但还是有一部分官员不满足那点死工资，辞职下海经商。
毕竟，出海一趟的利润都能抵得上好几年工资了。
而且，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与此前相比已具有不可摇撼的地位，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大宋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商品流通、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上至远洋货轮等大宗商品，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不同的需求催生出多种多样的商品，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边缘扩展到了中心。
在这种万众经商、全民购物的经济形势下，统治中央根本无法对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每一宗商业交易都亲力亲为地进行管理监督。
要想从中获得高额利润，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当放权、让利，将商品经营权给予广大的民间私营者，并以商税的征收作为交换条件。
在大宋确立的商税制度下，商人们的经营贩卖活动比以前自由多了。只需要按规章制度合法经营，缴纳商税，商人就取得了合法经营权，可以自由地在大宋各地贸易，乃至往来于全世界。
商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取消了此前朝代，特别是唐末及五代十国割据时期混乱、繁杂的税，打破了各地之间商业贸易的种种障碍，大大方便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民间商业资本，也使国家财政预算充裕，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为了保障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维护商人的基本权利，还专门出台了针对对各级官吏侵扰商贩、勒索商贾的种种不法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惩处办法。
对官吏滞留、勒索商人，非法扰商贩等行为明令禁止，严厉处罚。此外，还允许商人越级告发官员的非法行为，可以越过地方官直接告到御使台，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告到内阁，甚至是写信给皇帝“告御状”。
这种越级诉讼在过去可是明令禁止的，被称为“越诉”之禁，要受到责罚。
可正是由于朝廷减免商税，并采取种种惠民惠商的政策措施，大大放松了对民间私营商业的限制，提高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
大宋社会各阶层从商人数指数增长，经商致富的观念在民间非常盛行，人们经商的热情空前高涨。
经商人数增多，纳税人也随之增多，征税范围扩大，朝廷的商税也随之增加。这导致了一种反差现象——减免商税后，总税额反而增加了。
粮食、纺织品、药品等，由民间资本和朝廷共同经营；即使是食盐、茶、铁等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商品，也都大面积开放，允许一部分资质良好、家世清白、资产雄厚的商人参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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