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孙朝阳问李乐，你这些东西，攒了多久？
其实从进到189的第一天，李乐就在不停的琢磨，类似职业高中这种在“职业教育”与“劳务输出”的夹缝中生存了二十余年的学校的最后出向。
这里的学生多来自城市底层家庭，初中阶段已被应试教育系统筛选出来，进入这所“分流器”式的学校，等待被安放。
而189却一直是一种结构性的失位的状态。
学校开设的专业，几乎都是世纪初甚至是九十年代“热门”专业的复制粘贴，但课程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裂隙。
学生们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是一套“过时的正确”，很少能转化为进入到社会的之后技能力，更别说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在混日子，等待成年。
这种错位的本质，是学校专业设置被“文凭市场”逻辑而非“劳动力市场”逻辑驱动。
学校开设专业的动机，不是学生能学到什么，而是这个专业“听上去体面”、能招到生。于是出现了“象征资本”的虚假繁荣。
专业名称好听，但课程内容空洞，学生在校三年，获得的只是“一张纸”，而非可迁移的技能资本。
在做了调研之后，李乐第一件事就是理顺调整专业的逻辑基础。
首先是，专业，作为“惯习”与“场域”的重构。
本质上，教育系统是阶层再生产的核心装置。
在189，旧专业的设置方式，实际上是在再生产边缘群体的边缘位置，学生被安排进“听起来有面子”但学不到实际技能的专业，毕业后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低技能、低稳定性的工作。
调整则是改变专业“惯习”，从“模仿有面子”转向“培育有能吃饭本事的技工”。
这不是简单的课程替换，而是一种场域定位的转换，189需要从“失败者的收容所”转向“技能型劳动者的培育基地”。
只有转换场域逻辑，才能改变学生的资本积累路径。
其次是嵌入性与产业网络。
经济行为始终嵌入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同样需要嵌入区域产业链。
眼下的大环境大趋势，正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制造业、数字技术、服务物流业的需求在井喷。
可189的旧专业与这些产业链没有任何有效嵌入，它培养的学生，与企业需要的技能不匹配，形成一种实际上脱嵌的教育生产。
调整专业，是一次重新建立学校与产业网络的结构性连接，通过三个专业群，使教育行为重新嵌入真实的社会经济结构。
之后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次级到初级
劳动力市场，分为初级与次级两个相对封闭的板块。初级市场工资高、稳定、有晋升通道，次级市场工资低、不稳定、无晋升空间。
189旧专业的毕业生，几乎注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
就比如，即便学了三年计算机，一个职高毕业生也无法与本科生竞争IT岗位，他们的人力资本在初级市场不被承认。
调整，是为学生打开一条从次级市场向初级市场边缘流动的通道。
高级技工虽然不在初级市场的核心，比如管理、金融和研发的位置，甚至相去甚远，但却处于初级市场的技术操作层，享受相对稳定的待遇和职业前景。
数控技工、物流管理师、电气工程技工......说起来有些难听，但这些岗位的门槛是技能证书而非学历证书，这恰恰是189学生可以跨越的结构性缝隙。
最后，是治理与定位。
之前旧的专业设置模式，是一种规训性治理，用“看上去体面”的专业，渡过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三年后发放毕业证，完成一种所谓的“教育”的形式，实则完成的是社会分流的实质。
而调整的意义，在于引入一种生产性治理逻辑。
不再以“防止流入社会”为目标，而是以“赋予可迁移技能”为目标。
这意味着，教育，对这部分对学生的治理，从管控转向赋能，这是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李乐也预计到了调整的限度与可能性。
设备的匮乏、师资的转型成本、家长对“技工”身份的认知偏见、学生自身的文化资本赤字……决定了这些源于社会治理下的结构性约束，不会因课程调整而自动消失。
但总归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空间。
当189的课程真正嵌入产业链，当学生能考取数控中级证、物流师证，电工证，当毕业生能以技工身份获得稳定收入，这套新的“教育—就业”链条，就会成为社会边缘群体流动的一个实在出口。
“所以，你的调整专业的建议，不是把失败者分类安置，而是为尚未成功者提供一条重新向上的通道。”
燕大学五食堂门口，一条写着“燕大学生流浪猫关爱协会”的横幅下，惠庆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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