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从学校回到家以来，我心中一直五味杂陈。
回顾4年的大学生活，自己是满意的。别的不说，单说入团又入党，这在全校同学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看来，我对自己在大学里的表现都感到吃惊，对整体的收获当然是感到欣慰的。
对即将在贵江市的工作、生活，我是期待的，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但是，看到家人穷困不堪的生活的窘况，我的心是沉重的、悲凉的。
太和村已经通了电，弟弟妹妹可以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学习，不用再像我那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战了。但是，家里的贫寒依旧。家人们穿的仍然是破衣烂衫，吃的还是粗茶淡饭。
尤其是看到母亲的苦相，我更是心痛难耐。
爷爷的地主帽子被摘掉，特别是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木卜凡的情绪好多了，在人前有光彩了，对我母亲和弟弟妹妹的态度也变好了，不怎么打骂他们了。
母亲的身材本来就不高，大概一米五多一点吧，现在显得更低了，腰也弯了，整天佝偻着身子，话不多，脸上很少有笑容。
过去，她既要在外面遭受白眼，在家又常常被木卜凡凌辱。为了这个家，她忍辱负重，奋力支撑，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可以说，没有她的忍耐、付出和坚持，就没有我们这个家。
关于这一点，我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清楚楚。
如今，虽然母亲在内在外的处境已大大改善，但是，她每天除了在农田里劳作，回到家还有繁重的家务在等着她，一家几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她能不管吗？她仍然活得很累。
对父亲木卜凡，我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心胸的宽广，我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不那么偏激，相对要客观一些。对父亲的看法也是如此。
从理智上讲，我知道，多年来，父亲也颇为不易，在外被人踩，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再苦再难，他毕竟和我的母亲一起把我们几个养活大，还叫我们都上学，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
虽然从感情上说，我与父亲亲近不起来，甚至仿佛觉得他是敌人、仇人般的存在。
在我的脑海里，感情与理智，就像两个人。在对待我父亲的问题上，这两个人常常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胜负难分。
但是，我经过不断地反思，渐渐地，理智会占上风。
联想到自己在毕业前准备到边疆去，奔赴地角天涯，离父母及弟弟妹妹远去，心里不由生出一种歉疚感。
我如果真去了边疆，父亲、母亲会是什么心情？
我当时只考虑自己，考虑过父亲、母亲的感受吗？还有我那患难与共的弟弟妹妹，我这个当大哥的竟然能狠心地置他们于不顾？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因此，当家里再次面临困境、为木树干上大学的费用发愁时，我主动站出来，来承担其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贵江市第一高中坐落在贵江市区南端，距贵江师范学院30公里左右。
贵江市第一高中校园面积很大，有教职工300多人，仅高中一年级，就有8个班，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个学生。其师资力量、在校学生人数、办公环境、硬件软件设施等，与我原来就读的明阳高中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考虑到将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来这里报到后，我在学校里里外外整个转了一遍，对其环境还是比较满意的，感到非常振奋。
我被安排教高一（一）班的数学课。
与我同时分来的，还有从另一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福佑。王福佑教高一（二）班的数学课。
数学教研组组长庞力功笑着对王福佑和我说：“你们头几年还不明显。等若干年以后，彼此之间岗位、职务就拉开了差距。一比较，心里就会不平衡的……”
我听得似懂非懂。
我和王福佑与另外两个教师共4人住在一个宿舍。那两个教师家就在贵江市区，不常在宿舍住。因此，宿舍里，整天基本上是我和王福佑两个人住。
王福佑业余时间从不看书，在宿舍除了划拳喝酒，就是打牌下棋，抽烟也很凶。此外，他就是跟一帮人在学校踢足球、打篮球。
而这些我都不喜欢。晚上和星期天，我常去办公室看书。
不久，在贵江市第一高中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校长兼党委书记卫建民说：“我几次晚上来学校，透过教研室的窗户，都看到木弦子在备课、批改作业。木弦子是一名预备党员。年轻教师就是应该像木弦子这样，把精力用到钻研业务上，尽快提高教学水平……”
卫建民并不知道，我晚上到办公室，除了办公，还看小说，也写一些杂文、散文之类的文章。
在读小学、中学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一样好。后来，为了考上大学的把握更大一些，我报了理科班。实际上，我更喜欢文学。记日记也锻炼了我的文笔。我写的杂文、散文陆续在北京的报纸、杂志发表，署名用的都是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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