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办调动手续的第一关倒很顺利。
卫建民接过我的调离申请书，二话没说就签字同意了。
见我准备调走，卫建民对我的态度变了，又恢复到从前了。
卫建民向我谈了有关情况。
我与诸葛丽娟分手，诸葛丽娟的两个哥哥先后来学校闹，让卫建民很被动、很恼火。
但是，我是当代陈世美一说，并不是卫建民散布的，完全是好事者的拨弄。
学校派庞力功、金秀萍去明日县调查清楚后，铁的事实完全否定了所谓我是陈世美的说法，诸葛丽娟当然实话实说，证明了她与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接触，更没有发生性关系。但卫建民仍然保持沉默。他正好可以利用人们对我的谴责，出出气。
卫建民接着说：“在党员评议时，你没过关。你们党支部书记把这个结果报来时，我有点吃惊。实际上，你那算多大的事呀，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出现点纠葛嘛。你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违法乱纪，又不在整党活动中必须被清理的‘三种人’之列。我替你着急，特意找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说年轻党员犯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求开了第二次评议会，让你过了关，予以重新登记。”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住贵江市精神病医院的事又被传得甚嚣尘上。
我去贵江市精神病医院是在放寒假的头一天，我向卫建民请了假。7天后，卫建民安排庞力功等3人，专程到贵江市精神病医院探视了我。
庞力功看到了我的病床床头上方的墙上有一卡片，上书：
木弦子
抑郁症
庞力功还专门找肖曼婷询问了我的病情，并问：“抑郁症会不会成疯子？木弦子还能不能当老师？”
肖曼婷明确回答：“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等完全是两码事，抑郁症即使再恶化，也成不了疯子。木弦子病情正在好转，他出院后继续当老师没有任何问题。”
庞力功回来后，如实向卫建民作了汇报。
卫建民当时考虑的是，如果木弦子精神出了问题，疯了，再让木弦子上讲台，岂不误人子弟、贻笑大方，也是他这个校长的失职。
所以，在贵江市第一高中领导班子会上，卫建民如实通报了我的病情。但他没法堵住其他人的嘴……
听卫建民讲了以上经过，我理解了他。
我从刚来时的香饽饽，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受欢迎的人。现在，我提出调离，卫建民自然顺水推舟，予以放行。
我把调离申请报到贵江市教育局组干科，石科长接过申请后，一脸笑容：“我们研究研究。”
一周后，我去找石科长，石科长仍然一脸笑容：“局领导忙，你的事儿还没研究呢。”
又过了一周，我再去找石科长，石科长笑着说：“你的事还没定呢。”
我到石科长隔壁办公室，找崔干事谈了自己想调走的急切心情，让崔干事帮忙催催石科长，给我早点把事办了。
崔干事是我第一个见到的贵江市第一高中的同事。
近两年前，我到贵江市第一高中报到时，崔干事正好在学校大门口。他得知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帮我拿了一件行李。当时，他是学校教务处副主任。我见他是个热心人，与他接触就多一些。几个月后，他调到了贵江市教育局。
此时，听说我要调走，崔干事关上办公室的门，小声对我说：“你光跑那么多次有啥用，瞎子点灯——白费蜡。你得送礼呀。”
“是吗？”
“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这你都不懂？”
“不懂。”
“小木呀，你念书念成书呆子了。”
崔干事把石科长的住址告诉了。
当天晚饭后，我买了两瓶酒、两条烟，敲开了石科长的家门。
石科长开门，看见我提的礼品，满脸堆笑：“是小木呀，来就来呗，拿啥东西呀。”
我进去把礼品放下：“石科长，我调动的事请你费心……”
“这样吧，小木，你后天，不，明天，去我办公室吧。”
第二天一上班，我找到石科长。
石科长十分热情地把申请书递给我：“你的申请我已经签过了，去找崔干事办商调函吧。”
我到隔壁把申请书交给崔干事。
崔干事说：“小木，远洲是省城，以后我去找你，你可不要说不认识啊——我现在要去开个会，申请书先放这儿，你改天再来吧。”
翌日，我找崔干事，他说：“管公章的人请假了，你明天再来吧。”
我又连续4天找崔干事，他以种种理由不给办，直到我也给他送了礼……
那天，当着我的面，崔干事填写好商调函正文和存根，拉开自己的抽屉，拿出公章盖上，将填写好的商调函撕下，叠好，装入印着“贵江市教育局”字样的信封，在信封上写上“远洲大学组织部收”，用胶水封口，然后，把该公函交给教育局收发室收发员，由其到邮局寄出，前后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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