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8日
医大附属医院住院部神内四区
我很羡慕32床的婷婷，医生说她的命是捡来的，有人花了十来万都未必能治，她只用了四万多差不多就有望痊愈了。她入院已有三个多月了，做开颅手术把一头秀发剃光了，变成了一个“假小子”。天天吃药点滴，虽然现在她还会因为打点滴血管扎不进针头而杀猪般嚎叫，但是哭归哭叫归叫，针头一旦扎好了，便一抹眼泪又笑了，该吃吃该睡睡。有空闲了，便和她妈妈找病友们甩“老K”，上个厕所一路高唱“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那好时光......”
她妈妈“大嗓门”天天摇着“大哥大”往惠安家中汇报情况，女儿嗳一声哼一声都紧张得要命。她说，为了给婷婷治病，他们差点把套房卖了，还好婷婷的学校组织了捐款，缓解了燃眉之急。她时不时会拎一堆礼物去院长家拜访，还和特殊病房里的某局长夫人攀上了关系。
那位局长夫人看起来非常年轻漂亮，口才极好。她说她丈夫下过乡吃过无数苦，现在无缘无故得了全身肌肉萎缩，十分痛心。他们的儿子才十九岁，如今她老公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希望通过医学能发生奇迹。
我偶尔在走廊溜达的时候，好奇心驱使下也会朝那间特殊病房偷偷瞄几眼。透过那扇厚厚的玻璃门，能看见里面只放着一张雪白的病床，旁边放着氧气罐和心电仪，设备较普通病房高级许多。那张平坦如砥的病床上，几乎看不到有人躺在上面的轮廓，要不是他夫人三餐坐在床头旁给他喂饭，还真不知道里面住着一位病人。
有时，医生也会私底下发表几句牢骚：“住了快一年了，一天都要公费不少钱......”
而当我得知在我来之前，同病房里有个小姑娘刚入院就收拾行李回家去料理后事之后，对比之下心中难免无法平衡。
中午，婷婷又遭罪了，点滴针扎了快一个钟头，血流了好多，愣是找不到好的血管。难怪她每天那么多针地扎，已经没有好血管了。
护士没办法，只好叫来护士长出手，一听是32号个个“白蝴蝶”都头疼。病人怕扎针，护士也怕扎针。看她手脚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皮肤上好多青紫色斑点，真叫人心疼。
“啊——啊——”婷婷的尖叫声把值班医生、病区里能动的病号、家属们都吸引了过来。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最后，护士长给婷婷扎了头皮，用预置针可以维持七八天，少受几天疼痛之苦。
她终于不闹了。扎在右脑门上的镁针亮晶晶的，看上去挺搞笑。
“你有这么好看吗？”“大嗓门”对每个冲她女儿捂嘴笑的人开玩笑。
之前，我被婷婷的尖叫声吓得跑到阳台上。便站在阳台上趴着铁栏杆，看隔墙医大篮球场上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身影，想到自己连路都走不稳还有医疗费，心底不禁隐隐作痛。
天空灰蒙蒙的，冰冷的风斜吹着细雨。
靠近阳台来自屏南的33号（之前的33号已经出院）天莲姐摸出来收衣服，劝我回病房多穿一件别着凉了。她因脑结核延误病情导致双眼视力已近半盲，还要坐在病床上给过来陪护她的妹妹天兰梳头。
莲姐入院的时候，医生嗔怪她把病情拖得太长了。哎！对于农村人来说，能住进这样的大医院，哪个不是病情严重得实在不行了才过来？而此时，往往家中已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她入院没两天，医生就过来催交医疗费了。她和妹妹叽里咕噜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两人就呜呜呜哭泣了起来。
吃饭的时候，其他病号家属陪她妹妹天兰一起去打饭。回来时，天兰双手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满满的汤水，迈着小碎步，一滴都不敢洒出来，然后轻轻放在床头柜上。
我看见莲姐努力睁着的空洞的大眼睛里，闪着几丝兴奋的光。
下午，莲姐的负责医生过来查房，对她说：“你这样拖下去不行啊，得动手术。”
“没有钱......”莲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叫家里人尽量凑啊，我们最后没办法你只能回去。”女主任医生平静地说。
查完房后，一位年轻不经事的医生在一旁轻声发牢骚：“在美丽国，看病住院不花钱......”
那位女主任医生立马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在美丽国，没钱看病，早让人家丢垃圾桶里去了！”
1998年3月12日
医大附属医院住院部四楼
日子一天天在打针吃药中度过。每天早餐后，听见病房走廊上医生护士推动查房箱子的声音响起，病号们一个个都像小学生一样，坐在床上安静地等待白衣天使的到来。
婷婷能下地乱跑了，闲暇插着跟牛犄角似的镁管跟病人家属们聚众甩“老k“；莲姐天天挂生理盐水，偶尔挂上用遮光黑布裹住的一次性治疗的进口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吊瓶架上摇晃着一大半瓶剩下的药水被撤走——听“白蝴蝶”说是一种治疗方法，只能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又精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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