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着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很难想象出来，在那么早的时候，周公就已经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官图，然后提供给后人按图索骥。
斐潜刚刚到了汉代的时候，也没觉得《周礼》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他真的去细读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周礼》之中所记载的礼的体系已经是非常系统了，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因为种种的原因，《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着录……
所以，斐潜不无恶意的揣测……
算了，要不然又有人会唧唧歪歪表示不喜欢阴谋论了。
该补课还是要补课的。
即便是不管此书其后的故事究竟如何，仅仅是单独论及《周礼》的内容，就足够显现出礼制的重要性。如果说礼法是礼的外壳，那么礼义就是礼的内核。礼法的制订，是以人文精神作为依据的，由形式到精神，由表及里，这就是礼法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徒具仪式，而没有合理的思想内涵作为依托，礼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
想要渗透西域人的内核，触及其精神，就要在礼教的初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枯燥的礼节和繁琐的要求，并不能促进这个西域礼教的推动，甚至还有可能形成反效果，因此光是强调什么礼节规范，其实木有什么卵用。西域人既没有华夏的生活环境，也和华夏认知不同，若是和西域人说什么君子如玉啊什么的，说不得西域人还会笑华夏人都是傻子，竟然会喜欢几块河滩上的破石头……
让手下的文吏去思考，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斐潜心中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谋划。
在卢毓薛平等人离开了之后，斐潜对于贾诩说道，『西域教化，当以乐始。』
没错，斐潜在西域准备教化的手段，是从以音乐开始。
或者说是『娱乐业』？
贾诩拱手而道，显然是早有预料，『主公英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今西域之言语不得通畅，而声乐之法，则可扬长避短，使西域之民虽不通言语，亦可明华夏之美，明华夏之理。』
斐潜点头，『先以声求其聚，再以音使其兴，后以乐明其达，可谓教化辅佐，礼乐相辅相成是也。礼有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便是如此，无乐不为礼，无礼不为乐。天地相合，方可无往而不利。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需重通义，彰明德节。』
华夏人喜欢极端化的行为模式，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养成的，好得时候就是什么都好，坏的时候便是什么都坏。一群老夫子批判靡靡之音，然后掉头就被靡靡之音打得狗血淋头。
要论玩弄声音乐，华夏其实早期领先于全世界，而且一出场就有很高的理论支撑。
在华夏早期的乐理里面，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声与音的区别在于，音有节奏、音调，而声没有。所以华夏早期乐理认为普通的声，基本上都称为噪声，将有节奏有韵律的声，称之为音，而乐一般都是指有内涵的，代表了某种含义的乐章。人与虫豸，动物一样，都有听觉，能够感知外界的声响，但是虫豸和动物只能抵达声的程度，而人类显然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这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之一。
《乐记》之中有这么一句话，『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虽然说可能有些绝对，但是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也就类似于禽兽，而人类么……当然也有只想要感官刺激的，毕竟人类也是有兽性。
『西域之民，亦有乐器，可鼓乐声，然无乐音，更无华章，』斐潜缓缓的说道，『情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今观西域之民，多手舞足蹈者，可知其歌咏之不足，此便为可乘之机。』
不仅是西域人，其他没有什么语言和文化的人，比如西羌人也很喜欢舞蹈。
就像是有些墨水的，看见大漠会说一句长河落日圆，感觉到了风会说一声入竹万竿斜，而没有什么才情的，或是没怎么读书的，恐怕就剩下了两字……
这些西域人，有时候他们会高高举着牛尾巴，或是舞动着皮袍，以简单的动作来表示自己的心情，看起来似乎很欢乐，但是实际上很可怜，因为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方式很少，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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