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改革方案，非常全面，丰富而又详实，从中可以看出，管仲确实是一位大政治家、大战略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土地方面，废除井田制，开征赋税或田租。
西周的时候，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个制度并非周人所创，甲骨卜辞显示，在商王朝时就已有了，只是还未像周王朝这么普及。据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就是说，长宽各一里为“一井”，一井共有九百亩田，用两横两纵的田垅或灌溉渠，呈“井”字形地将它划分成同等大小的九块，每块一百亩，称为“一田”。井字正中间的一块田是“公田”，公田四周的八块，分别分给八个人种，每人一百亩，收获归耕种者所有，但八位耕种者必须首先共同耕种好公田才可以耕种各自的份田。公田上的收获，归封地的主人。种田人分到的这每人一百亩份田是没有产权的，只有使用权，而且是有一定使用年限的，根据西周实行的“受田制”，平民农夫年满二十岁，就分给一百亩份田，种到六十岁，种不动了，就把份田收上来，分给别的年满二十的农夫。
儒家认为，周王朝的开创者（文王、武王、周公旦等人）都是智慧通天的伟人，他们设计的一切制度都是那么的尽善尽美，后人应该永远墨守，永远不改变。其实，不说别的制度，仅仅井田制就有极大的弊端，种田的人种公田时马马虎虎，而把精力尽可能多地用在种自己的份田上，导致封地的主人收获减少。份田丰收，公田减产，这是常态。封地主人为了增加收获，只能侵夺耕种者的收获物，耕种者当然要想出种种办法应付，实在应付不下去了就只能逃亡，因此，到西周后期，逃亡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于是井田制就被破坏了。
种田的农夫有野人，还有部分国人和下级士，不过，国人和下级士种的田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须种公田，但要交赋或税。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商、周是奴隶社会，贵族（奴隶主）们可以役使奴隶无偿劳动。中国是否真的有过奴隶社会这个是有争议的，这里不讨论，我只想说，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奴隶主，你就不会让奴隶无偿地给你种田，如果你要想把他们像牲口一样赶到田里让他们无偿地劳动，那你就先把心态放低，准备收获杂草，对粮食收获不要抱什么期望。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奴隶们没有劳动积极性，只有浓浓的抵触情绪，种起田来死拆烂污，狂磨洋工，故意搞破坏，那产量能达到普通农夫的一半就是天花板的天花板了！派监工监督？一个奴隶种一百亩田，那么大一片，一个监工监管两个奴隶就监管不过来了，除非每个奴隶都配备一个监工亦步亦趋地监视着，那得派多少监工？而且那样也没用，举个例子来说，奴隶除草时顺便把杂草旁边的庄稼的根也故意锄断了，监工就算亦步亦趋地跟在奴隶身边都看不出来！
西周和春秋时也确实有一些贪心的贵族搞过让奴隶无偿种田的事，但很快就都不搞了——实在得不偿失！总之，奴隶无偿种田必定减产到惨不忍睹，这已经成了春秋时人们的一种常识。
那么商王朝及商之前怎么能驱使奴隶种地呢？那是因为那时的耕种技术实在粗放，跟刀耕火种也好不了多少，放把火烧掉杂草，把地马马虎虎地一翻，把种子抛进地里就基本完事了，奴隶们再怎么拆烂污也拆不到哪里去，这种耕种方式本身就够拆烂污的了！现在的耕作方式比那时精细多了，怎么还能让满肚皮怨气的奴隶来干？
所以，奴隶更多的是在家里从事舂米、砍柴、磨面粉、筑城以及手工作坊里做手工活等其他杂役，这样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内劳动，比较容易监管，他们也不容易拆烂污。
要奴隶种田也可以，但不能无偿，只能让他们跟野人一样种井田，他们份田上的收获归他们。
——回到正题，种井田的农夫都是被固定在井田上的，都归封地的主人指派役使，不得自行迁移，逃跑属于犯罪行为，抓住后要受到严惩。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基层政权，具体是八夫（一夫就是以一个主劳力农夫为户主的一个小家庭）为一井，四井（三十二户人家）为一邑（也称“里”），四邑为一丘，各设官长治理。所以，西周贵族的封地都是以井、邑等为单位来计算的，“赐某人地多少井或多少里（邑）”。
周天子赐给诸侯和贵族的土地，以及诸侯赐给其封国内贵族的土地都称为采邑，他们当官不领工资，采邑上的收获就是俸禄。不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周天子的，贵族的采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天子和诸侯随时可以收回赐给下属的采邑，但这有个前提条件：天子或诸侯的拳头要足够大。所以，到西周末期，随着王室的衰落，大量土地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贵族的私产，周王室动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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