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
永乐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朱棣出塞之前，他还不忘写了一份圣旨，准备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宣告群臣，以此表示他虽然远离庙堂，可依旧关注庙堂的一举一动。
奉天殿前的华盖伞下，朱高煦听着鸿胪寺卿说完一切，这才站在金台前开口道：
“陛下远在漠东亲征，仍不忘朝政，尔等身处京城，理当进行理政，切勿行小人龌龊之举。”
“近来不少官员都被检举贪污受贿，孤希望尔等之中都是清白之人，清白之身。”
“即便不是清白之身，也可以早早更正，以免牢狱之灾。”
“臣谨遵教诲……”
朱高煦说罢，群臣纷纷作揖行礼，而他也继续道：
“六部准备草拟，即日起迁徙南直隶、江西、浙江、福建等无土地之民前往河南、安南等地开荒。”
“户部批条子，免流民一年赋税，并可凭朝廷下发的条子，在当地县衙兑开荒口粮，或领取熟地。”
“若是开荒，便每人每月可凭着条子兑四斗开荒口粮。”
“此外，调税务司一千税务郎入河南核实维护此政，凡是有包庇贪污行为之人，三族皆流放肇州。”
由于安南迁徙人口工作一直进展不是很顺利，朱高煦也不得已开始强行移民百姓。
这政策下发下去，提到名字的各地衙门即便再怎么不情愿，可为了避免税务司派人调查，还是不得不强征些百姓南下安南，北上河南。
这样的政策对那群安居乐业的无土地流民不公平，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的牺牲只能靠朝廷的开荒口粮来弥补一小部分了。
维护好开荒口粮的事情，成为恢复河南民生的重中之重。
至于安南，虽然那边还没送来具体的《黄册》和《鱼鳞图册》，但当地无主的耕地数量恐怕已经多得种不过来了。
迁徙去安南的百姓，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已经被开发的城镇，不会有染上疟疾和疫病的风险，完全可以直接从交趾都司手上领取无主耕地，直接生产。
正因如此，朱高煦才会说免一年赋税，因为移民过去就有熟地可以耕种，并且由于安南的气候问题，移民也不用熬什么寒冬，一年可以种三季，这是北方比不了的。
交趾、河南、辽东这三个粮仓如果都能开发出来，那迁都北京对南方来说负担就不算大，陕西和云南的负担也会减轻。
历史上明朝只开发出一个河南粮仓，结果还因为中后期的丈量问题而无法获知河南的真实土地实力。
同样面对旱情，西北的陕西挺了不到一年就民变了，河南还在过着随礼都要随数十文的舒坦日子。
要不是崇祯三年的大旱灾波及太大，紧接着又来了蝗灾和流民，河南说不定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现在朱高煦大力修建水坝、堰坝、束水闸，为的就是让黄河安安稳稳的不要决口。
只要黄河不决口，河南的开荒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毕竟现在河南的问题是人不够，而不是地不够。
况且这些土地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抛荒不过就是这一二百年的事情罢了。
论开荒，它们可比渤海和辽东容易多了。
没有树根、石头这些碍事的东西，一个熟手一个月就能开垦出一亩熟田，入冬前翻翻土，来年就能耕种。
只要有足够的人，河南的大部分土地都能复耕，少部分只需要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就能恢复两宋时期的状况。
人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代表了一种资源，而河南缺的就是这种资源。
与它一样的还有北平，至于陕西则是得考虑土地承载能力。
自唐代世界范围内降温开始，降水线就开始不断向东后退。
明代陕西的土地承载能力已经远不如两宋，更不如汉唐。
唐代陕西在天宝年间人口达到四百六十余万，但这只是在册的纸面人口，并且当时关内道还有长安城这个人口百万的负担。
没了长安后，即便没有了河套，北宋巅峰时期的永兴军路、秦凤路则是达到了七百余万。
明代陕西面积比北宋大，但气温略降，可即便如此，按照晚明文人所说的各地真实人口是《黄册》所记载三倍来算，明代陕西也养活了不低于七百万人。
在天启年间的旱情爆发前，陕西就已经有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发生，粮价只有临近河南与四川的地方还算低，其余地方粮价都比关东要高出太多。
大明在陕西及甘肃有二百三十余万口，但这个数据是洪武二十六年所记载的，距离如今已经有十一年了。
十一年时间，谁也不知道陕西和甘肃有多少人口。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陕西和甘肃的人口民族比例是极不合理的。
就朱高煦与朱棣治理大明以来的三年时间里，陕西和甘肃先后爆发了二十六次鞑官和色目官员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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