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令狐路的儿子令狐田自从几年前到京城游学，见识了新知识和新经济，就不愿回到老家，留在了京城，准备留在京城发展。后来，令狐田在工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工作，不过，薪水不是很多，自己就租房住。
这天，令狐田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了来自松山县的几个商人，都是他父亲当县令时扶持起来的企业家王旭、李鸿雁和马嘉祺，令狐田请他们吃了个饭，聊起情况，几个商人决定凑钱给令狐田买套房子，令狐田坚决不要，但是，王旭等人偷偷把宅子买了下来，待他们走了后，委托一个京城朋友把地契给令狐田送去，令狐田想退回去，因为他们已经回去，就只好留了下来。
就这样，令狐田在买的宅子里住了下来，可惜，他的一个同事在到过他家后，发现他居然住了一个大宅子，打听原因，令狐田也是实在人，就把宅子的前因后果说了，没想到，这个同事犯了红眼病，一个反手举报到了御史衙门。
御史衙门的人立即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展开了调查，事实很清楚，几个商人也承认是他们集资送的房子，不过，没有告知令狐路，因为令狐路已经辞官回到老家一年多了，松山县和令狐路老家间隔六百多里，通信和见个面都很费事，而且王旭等人坚定认为，他们不是为了送好处给令狐路，况且他已经辞官一年多，他们这样做，就是报恩，没有令狐路，就没有松山县的兴盛，就没有他们这些商人的崛起。当兴奋的御史衙门办事人员找到令狐路时，令狐路还很费解，不明白什么事。被带到京城一处御史衙门关押犯事官员的院落，等和令狐田见面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围绕令狐路父子的案子，参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逐渐统一意见，像这种情况不能作为令狐路贪伏处理。为此，范仲石到参议院接受了质询，质询中，范仲石被参议员们批的哑口无言。
针对这次大讨论，林九星通知内阁，让他们征求一下国师墨鲤和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墨鲤的“社会进步论”这一篇专门写给朝堂和参议员们的信：
社会进步的的结果，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可以知道的是，能让老百姓生活好的根本是制度的优劣，而不是仅靠官员的清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老百姓仅凭利己之心，就完全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的最低要求是吃饱肚子，最高要求也是过上好日子。
所以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是一个能够允许追求自我利益、保障公平竞争、自由交易的制度环境，至于官员是否足够清廉，实际上影响不了太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并非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腐败与否，并非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最重要指标，一个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的制度政策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标。在错误的制度政策下，既使官员再清廉，老百姓也是饿肚子过不上好日子。比如某个时间被自然灾害背了锅的几年时间，其实是丰收的，官员也无比清廉，但百姓饿死者众多。
从古代史上来看，反伏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目的。
一是缓解底层民众不满情绪。因为仇官仇富是底层极左民粹群体的一向特点和主张。底层群体往往会把自身的不如意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历来被野心家操纵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时，总会被诸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口号引领，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贫富、等贵贱”，时时刻刻想着通过杀富济贫就可以实现自身富裕，他们永远都以为货币等于劳动价值。
每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寻找一个宣泄的口子，以平复社会沸腾的情绪。但是古代王朝如果光凭外患来转移民众注意力，容易调子起高了下不来台，或者篓子捅大了出现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时候，贪官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借爱卿项上人头一用”，只需随便找个理由，砍了贪官的脑袋化解了民怨，抄了贪官的家财充盈了国库，重新安插了自己的小弟上位，可谓一石多鸟。
而在世家出身的官员掌权期间，以打击贪伏的名义有选择性的、系统性的打击平民草根出身的官员，虽然他们有诸多理论，但是他们的真实的目的在于这样做的两个好处，第一排除了异已，让世家大族子弟得以上位掌控朝政，结党营私想永远控制朝政。二是容易获得底层老百姓的鼓掌喝彩，因为底层老百姓从来都是看不懂、听不懂、读不懂的，他们根本不懂世家出身官员反的压根不是什么伏败，而是平民草根寒门子弟。
所以在后世的历史书上，对世家子弟主导的打击伏败定性评价是党同伐异，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看穿了世家的真正目的。
伏败当然有坏的一面，而且在一个正常制度政策占主流的社会里，伏败必然弊大于利，会显着破坏经济公平发展，造成老百姓穷困潦倒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样也是不得人心的，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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