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夜23时，29军代理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来自丰台的电话，那是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
“我丰台驻军在龙王庙一带进行正常演习中遭到了你们宛平驻军的射击，现有一名士兵失踪，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宛平县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当即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称此为主权问题，若真是有士兵失踪他将命令宛平县当地军警代为搜索，如有发现失踪士兵即行送还。
但这样的答复显然不能让日军满意，让当地的军警去搜当然搜不到，因为失踪的那名士兵早已经归队了，但是这个事件让日军意识是个绝好的契机，
一如当初东北的柳条湖事件一样完美的契机，这样的契机能够让早已经准备好的日军开始他们的计划。
在日本吸取了三处海外侵占的领土资源来修补国内兵变导致的巨大经济缺口后，他们发现仅凭这三处的体量，即便是将三地彻底吸干也无法扭转国内的窘况，
加上军部上下全是一心想要进攻灭亡中国的统制派分子，于是本应该1936年制定出来的“国策基准”延后一年后开始出现在日本军部的各大将官桌上。
“国策基准”一经制定，日本军界便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所有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就在前几天深夜，在内战中有着亮眼表现而被特别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向日本内阁和军部提议立即给中国发动打击。
根据中国传回的情报，国民革命军在大肆整编、新编部队，其内部更是直接称其作为日本问题而预备的部队，
关东军发往军部的报告称中国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并且声称将会采取相关措施。
日本军界中征服中国的呼声日渐压过以石原莞尔为首的谨慎派别，大量的军队开始在东北集结。
得到了二十九军明确的拒绝后，驻屯军在丰台的第三大队开始集结在宛平城下，要求宛平驻军立刻打开城门允许他们进城搜索那名失踪士兵，
见二十九军油盐不进，按耐不住的日军随即开始炮击宛平县城。
………………
宛平的枪炮声将千里之外紫金山的宁静平和炸得细碎，七月八日下午，调查处的紧急情报和二十九军的军情传到了南京紫金山官署，
官署中的官员们和陈大员得到宛平城的消息后，并没有过多惊讶，毕竟在宛平城遇袭发生之前，日军寻衅丰台事件和大沽事件都远比这个事件要严重得多。
当日，国府命令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一事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而日本内阁会议也在同日内公开表示，日军将秉持着 “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 ” 原则来解决此次冲突。
可到了傍晚时分，二十九军的报告再次传来，陈大员和一众官员开始感到不安了，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部再次进攻卢沟桥，
但所幸是二十九军早已经在军长宋哲元的动员下开始严防死守，击退了日军的偷袭。
翌日，卢沟桥和宛平城发生的惊变犹如一股热浪席卷了全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认为日军此举是有意发动第二次九一八事变，
紧接着一则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全国通电从陕西发出，引发了国内空前的抗日热情，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唯一的出路！”
面对社会各界的催促以及军队的请战，南京国民政府压力倍增，谁都知道去渝城养病的那位实际上是去筹备第六次围剿，
尽管很早就获知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计划，但国民政府根本没想到日军会这么快就动手，
为防止日军在华北复制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紫金山官署先是命令二十九军就地抵抗，
而后开始向在渝城养病的那位询问意见，后者犹豫再三后在七月九日电令孙连仲和庞炳勋的二十六军和四十军立刻北上支援二十九军。
在南京政府还在调度之时，北平当局开始与日军谈判，通过日本本土内阁会议的公开说法，他们也在极力压制国内好战分子，争取将本次冲突控制在局部。
北平当局先后多次与日军谈判，但是显然日军是做足了准备，一方面积极派出代表与北平谈判，另一方面却是在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
并且在谈判期间日军仍在不断进攻二十九军所在的阵地，后方也在大肆增兵，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七天后日军征调了驻朝鲜第二十师团（即川岸师团）以及东北的关东军三个旅团进入平津地区。
位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必须在七月十九日前做出官方致歉，同时惩治日军指定的中国军官和赔偿日军损失。
而远在渝城的养病的那位开始意识到日本人如今大军压境，形式非同小可，加上当初在日本获取到的情报，这次日本人可能真的和上次一二八事变中的局部作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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