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春节过得索然无味，鞭炮不让放，那时候的疫情叫非典，只有正月串亲戚才让我有了过年的感觉。
初六，我去钢叔家拜年，钢叔家住在城边子，零零散散还有点鞭炮声，算是过年啦。钢婶正在楼下看自行车棚子，赶上钢叔去村里亲戚串个门儿。农村过春节有个习俗，正月一定得留家里吃饭才能让走，估计钢叔肯定得喝个醉醺醺才能到家。
钢叔的房子就在自行车棚的入口，用红砖垒起来的门房，南北各一间，中间是自行车棚进出的通道。屋子里一铺炕，炕头砌了个炉子，钢叔脑袋够用，在南北两个屋子做了一圈土暖气。炉子一生火，整个屋暖暖和和。
见面我给钢婶行了拜年礼，我问，“钢婶，过年好！”
“别提了，一点不好。年前一睡觉就上不来气，到总院去看，心脏病还住不了院，没床位。”钢婶爱唠嗑，接着说，“今年的煤快上千了，忒贵了。要不是街道张姨让整个小麻将桌，早就揭不开锅啦。”
“有病那总不能在家里挺着吧，吃点药也能不管事。”
“不管事，好悬没死了。后来去五院，找原来认识个大夫，好歹有床住上了，打点滴流，年算是挺过来了。”
“钢叔还能喝两盅不？”
“你钢叔也完蛋了，一年不如一年，腿脚有毛病，一走路就一瘸一拐，上楼都费劲。”
“想当年钢叔百八十斤的一麻袋大米，上楼不费劲，岁月不饶人啊。”
“可不咋地，能有点小收成就算不错啦，也没个退休金啥地，全靠街道一直给承包这个自行车棚子，外加整了两桌小麻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屋有个麻将桌子上面铺了个床单子，那屋还有一个。满屋子有股子烟味，麻将必须配烟，要不打打麻将困了，一阵子上听就点炮啊。
过年串门从来不能空手，我赶紧将给叔和婶准备的礼品搬上来，其实都是老百姓过节的水果、米面、牛奶，普普通通一点小心意。钢婶感动直说，“大侄子啊，这哪行，这哪行。”
我说，“钢婶啊，有病都不知道，找我就能办啊。”
钢婶说，“大侄子啊，要不是万不得已，才不会麻烦你啊。”
叔和婶从心里有这种朴素的想法，就是万事不求人，求人就意味着欠人家的人情，欠人情就要还。当今社会的仁义礼智信或许只存在乡间市井，礼节只存在在偏远的农村。比如过年拜年的磕头，有的说是老封建，其实叩头就是古人互相尊重的象征，长幼有序，长辈嘛，即使是再年轻，辈分在就得要尊敬。
正说着，街道张姨把门帘子挑个口，满面红光，目光炯炯，她如今已经退休赋闲。孩子在城里给准备条件好的楼房，她说啥也不去，张姨说，“离不开这块土旮旯，生在这，我也得死在这。”
自行车棚子的小屋边看小，人气就是旺，南来北往都要到这打个站。还没等钢婶说话，张姨开了口，“大娟子，晚上六点那个局子给我留好啊。”说完就走了，还是那样风风火火。
钢婶挑着门帘子追着喊道，“张姨，还是给你还准备赤峰大毛磕啊，边吃边嗑边赢钱儿啊，都过年啦，你不得请大家啊。”
我问钢婶，“张主任打麻将上听手还得瑟不？”
“还不是一样得瑟，更厉害了，就是老邻居们谁也不催她，随她便。当了一辈子居委会主任，东家长李家短，都知道。”
“张主任可是好人啊，那些年谁家过不起年，她都是自己个掏腰包。”门口的大叔说到，抽着烟倚在门口，钢婶说，“老张头，你得上一边喇抽烟去，家里来且啦。”
炕头挂着个炉钩子，我将炉钩子摘下来，把炉子的盖扣开，炉子里火不旺。我赶紧跟钢婶说，“炉子快灭了，赶紧添煤啊。”我正要把矬子里煤往炉子里倒，钢婶一把抢了过去，“别倒，先烧旁边的劈材拌子，煤留着晚上打麻将时候烧，挺得时间长。这煤忒贵啦。”
正说着，外面老张进来啦，“大娟子，赶紧去看看，钢子那边又干仗啦。”老张成天神经兮兮，把个小事都要放大十万倍。钢婶屁股还没坐热，赶紧让我跟着她去看看。
那边村子池塘冰面上还有点雪，远远望去钢叔正在和一个人摔到一起。冰面非常地滑，眼看着钢叔摔了一跤。钢婶离老远就喊，“钢子，你干哈，大过年好啊，你这是跟谁啊，搂不住火。”
钢叔气一点没消，“草TM的，你个地癞子，乱占耕地，你还不给老大种地啊。”和他一起撂倒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穿着一身破棉袄，带着棉帽子，两个帽耳朵耷拉下来。只听矮矬子说，“你个蹲监狱的，种地就得给地租子，地是我开的荒。”钢叔最恨被人揭短，尤其是蹲监狱那一脖子事，而且还是一个龌塌的农民说他，气更不打一出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踹上一脚。矮矬子顿时在冰面上蹴溜一长淌儿，有几个村民过来拉架。有个年轻的，一把把钢叔抱住，俩人也没站稳，摔到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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