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国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朝廷实行两税法，由古代的“舍地税人”转向“舍人税地”方向。人丁，不再是征税的衡量标准，资产才是，故极大得罪了权贵。
但朝廷财政困难，从富人权贵身上弄钱的想法非常迫切，最后还是执行了下去。
两税法的推广，造就了商业的日益繁荣，商业方面的税种逐渐增多，不再是安史之乱前那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了。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比如今日前来兴道坊府邸的富商大贾，都是乘坐装饰考究的马车来的，而且遍身罗绮，仆从如云。
商人亦可做官，国朝不少官员本就是商人出身。
时人对经商之羡慕也溢于言表，商事诗多得数不胜数。文人也收受商人钱财，在题壁诗中加入商业元素，其实就是打广告。
拓跋思敬已来长安数日。
他现在是一个标准的商人，从绥州贩卖牲畜来关中。
灵夏一头羯羊二百多钱，关中有的地方四百余钱，有的五六百钱，长安甚至更高，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间。虽然不像有的商品动辄几倍、十几倍利，但羊的需求量大啊，走量的东西，哪怕不到一倍利，也是值得做的。
关中这百余年来，算是承平的了。偶有几次战事，也是局部性的，且很快就平定。最严重的巢乱，也没有波及到京兆府北部、西部，经过了七八年时间的休养生息，百姓又缓过了气来，生活走上了正轨。
拓跋思敬做的不是这种小生意，那样太零碎，他搞的是长安城里的大生意。
朝廷有制：亲王以下，二品官，每月发的俸禄里面，不算其他米面油醋酒果子之类，光肉食就有“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二十头”；三品官是十二头羊，四品、五品官每个月供给九头羊。
南衙北司逾万官员，五品及以上虽然不算很多，但你还得算上各种散职，加起来也不是什么小数目了。
还有宫廷、衙门、馆舍、驿站、军营等机构的日常酒肉消耗，这也是一大块。
当然朝廷如今都这个鸟样了，财政困难，俸禄要么拖欠，要么打折。但怎么说呢，钱帛可以拖欠，酒也可以不发，但米面、粉、油、盐、醋、蜜、果、酥、炭以及葱韭椒之类的调味品，如果再不发，可就过分了。
大家都不领俸禄，全给你白干活是吧？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邵大帅上供的牲畜，是朝廷发放俸禄、军饷的重要来源。
国朝就是这样，钱帛只是俸禄的一部分，豆豉、葱韭、生姜、蒜之类都算俸禄。货币供应不足，就是这个鸟样，这个问题估计要到明后期、清代那会才能部分解决，但多半没法完全解决。
以上是俸禄及公家消费，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私人消费。
巢乱已经过去快八年了，长安人口渐渐恢复，宫廷人口、官员家属、军士家人、寺观僧尼、外镇侨寓、流动商人、普通市民等等，大几十万还是有的。他们的生活水准参差不一，但高标准生活的人群数量很庞大，这个消费量也不可小视。
这就是首都。
任何一个商人攀上这里面的生意，都能发大财。
拓跋思敬原本是做不了这个生意的，那是长安商人的地盘。但这些年朔方军日渐强势，邵大帅的政治影响力横扫京西北诸镇及京畿地区，连带着朔方商人也日渐起势，就如同武夫们一样，开始“入侵”其他地方。
拓跋思敬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抓住机会，把生意做进了长安。
他有一个叫崔释的合作者，长安本地商人，实力雄厚，今日受邀参加了邵大帅在府邸内举办的宴会。
大帅是何心思，拓跋思敬也能猜测一二，鼓励关中与灵夏之间商业来往，以实府库。
他的野心，太大了。
当年兄长还在时，最大的梦想不过是能当上夏绥节度使罢了，与邵树德一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对了，拓跋思恭已经死了，葬于草原。拓跋氏出逃的那些人，如今只剩思谏、仁福叔侄二人，在河西沙碛艰难求存，听闻与甘州回鹘可汗李仁美关系密切，守望互助。
拓跋思敬今岁斗胆进言，派人去沙碛联络拓跋思谏、仁福二人，招其来降，使永不为边患。
邵树德许之。
如今灵夏这个局面，拓跋氏即便回来了，也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
邵树德并不嗜杀，灵州降将韩逊还在丰安军钱守素手下当副使呢。他对部队的掌控力很自信，军官想反，拉不走士兵，这就很尴尬。
解决了这桩心事，拓跋思敬还有一事始终悬在心上，那就是女儿拓跋蒲。
年纪不小了，但没法出嫁，一直住在家里，外人闲言碎语不少。
有次拓跋思敬回家，看到府内外甲士如云，大惊。再看女儿头发湿漉漉的，脸色潮红地从屋里走出来，顿时什么都明白了，扭头就去市肆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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