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身通体淡黄的色调中绘制了一些吉祥纹样，这些吉祥纹样很容易成为视觉的焦点，当然这是乍一看的效果，事实上工艺的重点并不在于纹样，而在于淡黄背景中那些细密而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的花纹。
远远看去，你完全留意不到瓶身上还有花纹，只有在靠近细察时，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惊叹。那些花纹，对应锦上添花的“锦上”，足见这个新的工艺多么精细而繁复。
这就是扒花。
殷弘绪惊呆了，他难以想象一件花瓶可以集中大成这样多世间顶级的工艺！那该是怎样的工匠，怎样的程序，怎样的作品！
梁佩秋向他演示了扒花的过程，所谓扒花，就是在釉彩上做精细的刻画。
一个“扒”字，足见功底。
做一件扒花工艺的陶瓷，需要扒花匠人凝神静气，手中稳稳拿捏着扒花针，眼睛紧紧盯着器物的细部，一针一针，全神贯注。扒花可以是作满装饰，把器物表面全部铺满，也可以是局部的装点。对扒花匠人而言，这是一种重复、枯燥、细致的苦活，既费眼，又必须精神专注，心手相应，一丝不乱。
一个细小的失误，就有可能破坏整件器物。哪一针稍重，就有可能在烧制后造成局部的小片釉彩剥落。而这一小片的剥落，就意味着整件作品的失败。
梁佩秋砸碎了几乎填满半座龙窑的废瓷，才做成一件葫芦瓶，而这件葫芦瓶，也为百件汉家瓷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之后的尝试，即在现有工艺上作繁复的累加和历史人文的创新，再藉由殷弘绪的传教，将这份古老的手艺传向四海八方。
至万庆十七年，殷弘绪离开后，梁佩秋终于重获人身自由。
那时候的景德镇已经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里长街，达约两三百米，鳞次栉比的店铺足有一千多家，瓷器张列，无器不有。悉零收、贩户、整治、摆售，均有精粗上中下之分。民窑更是多如牛毛，似雨后春笋，挨挨挤挤，生机勃勃。
入目所及，尽皆“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的盛况。
那一夜，当梁佩秋走在高高低低的龙窑脊背上，审视着眼前的万家灯火时，她的内心深处油然发出了一句喟叹。
真好。
这样一个盛世，真好。
唯一的遗憾是，徐稚柳不能亲眼所见。
而此时远在他乡的徐稚柳，却在干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多年剿匪平乱，让昔日的少年郎完完全全褪去青涩，变得沉稳昂藏，心思越发难测。
他与梁佩秋常有通信，得知她在瓷艺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十分宽慰。梁佩秋还提到传教士对东方故事的好奇，其中不乏对神化了的童宾的敬畏。
风火神庙传续至今，已不单单只是一个故事，其中更有一种精神，往高了说，可“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可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
童宾死于火，而火正是景德镇不断产生奇迹的精神图腾。对于岭南诸多未有开化的民族而言，让他们走出去，看到汉地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原腹地的广袤辽阔，也是徐稚柳工作的重要根本。
于是，一个以婉娘为原型写就的、关于价值万金的钧窑红悬赏令的故事逐渐在南蛮各地传开，徐稚柳向他们讲述了真实的景德镇和景德镇百姓的奋斗史实，并请来江西名匠塑造童宾瓷像，以青花料题写长一百三十五厘米、宽四十三点五厘米、厚六厘米的“佑陶灵祠”瓷匾，瓷匾四周还精心地配以缠枝莲纹饰，让百姓们亲眼看到一座瓷像、一面瓷匾，一个瓷人的诞生，并教授他们，如何做出世无所二的钧窑红。
慢慢地，那原本难以化开的坚冰，有了融化之象。
然而，三年大限已至。
梁佩秋一路打听，终于找到徐稚柳所在地时，却被告知，他已于月前被押解前往京城。乍然听到这个噩耗，赶了一路风尘仆仆的梁佩秋，当场晕了过去。
她原就已有矽肺病的早期症状，这几年一直配合大夫治疗，日常进出坯房窑房都会戴上面巾，防止吸入尘土已让病情加重，近一年几乎没再咯血，却因着徐稚柳前途未卜，旧病复发，一病难起。
如此在当地盘桓耽搁了一个月，等到她启程赶往京城时，徐稚柳已到了皇城脚下。
照理，他要褪去衣物，接受检查。
可让守城士兵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据说在岭南剿匪连下十五城，杀伐果断堪比酷吏夏瑛的罪臣，竟然衣着朴素，全身上下无一赘银，随身仅携带唯二之物，即一枚烧毁的五福结和一本早就翻烂的《横渠语录》。
尔后皇帝亲自审问，三司同审，徐稚柳无有不答。虽则大限已至，但徐稚柳在岭南所为桩桩件件，皆是悍举。此之才干，满朝闻惊。贸然杀之，实在可惜。
三司下不去手，皇帝也下不来台，如此颠来倒去审了数日，徐稚柳最终被下诏狱，开始了无期徒刑。
等梁佩秋赶到京城时，已是万庆十七年的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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