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之后次日，王建向李业请辞
他此番前来拜谒，身侧不过百余亲卫而已
袁袭建议先将对方留在襄武，命人持王建信物，去原州带其部众过来归附，如此可保不出波折。
但李业还是选择信任了王建
王建辞去后，李业便留在襄武静待
果不其然，五日后，王建率两千五百人，从原州平高，抵达西瓦亭。
王建为表诚意，将百余将佐亲信聚集在身边，打马直接越过西瓦亭，在襄武和李业再次见面。
这就已经非常诚恳了，古代军队，将领控制军队，并非是喊一声就一呼百应的。往往都是培养几百到上千可以直接交流的亲信，然后再以此弹压约束上万部众。
这些人在唐代叫牙兵，在明代叫家丁，在清朝叫马弁。
王建带出来的这百余人，就是他得以控制整支军队的根本，也就是此前口中的“老弟兄”。
李业亲自出城相迎，便也不会亏待对方
当即授王建为效节军左厢兵马使，从此直接跟在了李业身侧
至于他带来的百余名军佐，李业也统统按照职务，从队副到副将，不一而足，安排进朔方、河西两军。
只是需要轮流进灵州的军政学堂，短修班，待上几个月。
虽说刚一归附，就立马擢升兵马使，在此时拆分后的效节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归霸，有些突兀。
但众人大都还是服气的，毕竟人家可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带资入组。
如此一来，虽然王建名义上还是大唐原州刺史，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李业的部将，原州也被这样和平吞并。
十日以后，陇州那边的刺史陈焘，过程稍稍曲折些，陇州毕竟是薛知筹的老地盘，凤翔镇又来了个新节度使，自然是不愿意就眼看着李业吞并。
但局势发展到了如此境地，不愿意又能如何呢？
李业让符存审、张归霸、王建三人，率陇右军和效节军，十都近万步骑，在华亭县外演兵，比武，并校阅优胜军士，赏赐器械、绢帛。
全军士气高昂，齐呼万胜
两千多名骑士，沿着临时围成的校武场奔驰，烟尘腾空。
距离陇州州城不过三十余里，把专门着甲从凤州跑来坐镇的凤翔节帅杨守立，脸都吓白了。
凤翔镇，先后在黄巢之乱、朱玫之乱间，被击溃乃至近乎歼灭了两次，实力早就大减，如今整个凤翔，唯有凤州刺史薛知筹那，三千兵马勉强能战，其中两千，干脆是李业之前挑剩下的俘虏，哪里敢和凉军一战？
杨守立识不识相不知道，但陇州刺史陈焘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杨守立前脚离开州城，后脚就把城门锁住
三日后，派亲信出城向李业通信
然后举州转投凉军
李业倒是不出意外，对陈焘的安置比王建稍低些，调往河西军为兵马副使，不过观察半年，便也能升上去了。
随后任命吏曹长史敬翔，推荐的两个，邠宁时期就跟随的士子，为陇州和原州刺史。
至于军务，则归属符存审指派将佐，李业治下，军政分离，刺史不再是军阀代名词，而是正儿八经的民政官。州中防务，一般是以都指挥使下属的兵马使负责。
不过因为不用管民政，只需专心负责防务，所以一个兵马使一般可以统辖两三个州的军务，这个概念类似于“军区”。
同样的，无论是都指挥使还是兵马使，都是不能直接从本地征收捐税，发放赏赐的。
每年各军常务开支，必须先向灵州报文，由帐内府汇总，得李业获准以后，再按例从当地布政使处支取。若有战事，事急从权，都司和布政使间倒可以临机决断，但也需事后报文。
当然，一般战争很少毫无预兆的发生，故而每当某地局势紧张，渐有用武之象，或者说这里本来就是战略要地，灵州便会提前给此地准备一笔特别经费的小金库。
不过这样的制度依然有很多问题，比如现在，李业虽然委派了大量民政官，但大多数情况下，刺史和布政使的财权都还是走样子而已，军头做主的习惯依旧很严重。
这样做，在军事上，避免了晚唐五代的一种尴尬现象，“富地多税多兵，穷地多税少兵”。毕竟对于军阀而言，将自己控制的地盘视为私产，自然是尽可能盘剥的，但在养兵方面，因为各自为政，导致贫穷州县兵员数量肯定不如富裕州县。
但许多战略要地，恰恰是穷地方，反而是腹心之地，其实养太多兵根本没必要。
结果必然会守内虚外，军队全部精华，俱在腹心一处。
越是军人专政，其实对于国家军备和战略越不利，军阀的本质是分封，军阀化越深，军队战斗力越差，因为人，大多是驱利的。能拿着刀直接抢老百姓，为啥要和外敌拼死活，换赏赐？打不过契丹还打不过你？
五代十国，可谓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了。
李业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在逐渐收紧集权，削弱军队的军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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