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日战事既起，国际局势愈发错综复杂，华德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为摆脱在远东陷入两难的尴尬窘境，元首作了保持中立和平衡政策的指示，同时积极斡旋调停，并对华允诺不撤顾问、不停易货贸易。
德方搞了一个障眼法，以经济贸易的名义，军火用丹麦的船只运到位于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再转运到香岛，通过这样辗转隐蔽的渠道运往华夏。
对于盟友的这些做法，岛国愤怒异常，不断施加压力，多次向元首提出强烈抗议，逼其放弃援华政策。甚至发出威胁：如再不停止对华军事合作，将退出《防CP协定》。
对于元首的外交斡旋和调停，自私自利又目光短浅的岛国不肯妥协，它从来都是见小利而无大义，只幻想“速战速决”，降服华夏，但它又不想把到手的既得利益归还。
岛国对华夏提出极为蛮横苛刻的停战条件，威逼利诱齐下，不断抬高要价，它妄想能够用武力恫吓的方式，逼迫国府不战而降，签订割地赔偿的条约，达到它以战养战的目的。
这样亡国灭种的条件，国府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国府高层也似乎明白，在华日关系上，德方的支持是靠不住的，故而也并未把希望全寄托在元首身上，同时也向英法美苏等列强寻求资金贷款和援助。
在柏林的华夏代表团明显感到德方的立场已在动摇，华德关系开始走下坡路，某些德方军政高层官员也表现得态度冷淡了起来。
代表团尽了最大的努力，请求德方继续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和武器装备。
德高层给的回应是：我方现在也在整顿国防和军备，也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希望华方一定要拟定有确切计划，以便我方有充分准备，千万不要随意增减改变，使我们无法应对，我们对与华方的易货贸易仍愿意尽力相助。如此云云。
其大意就是我们严守中立准则，“以货易货”合同自然继续有效，之前已经订购的军火我们也会尽力保证交货。但如果演变成双方真正宣战，那往后的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
代表团诸人知晓情势复杂，远非自己所能掌控。
回到驻地后商议良久，也无万全之策。众人皆倍感郁闷，又不禁感慨万千，直庆幸之前作出抢运军火的决定是多么高瞻远瞩。
事变以来，宋鸿飞辗转思量了良久，决定拿出尚处于最高保密级别的“秘密武器”与德方洽谈——也就是他临访欧前俞大维在军委会的会议上所说的“杀手锏”，军委会首脑授权他在必要时可相机行事。
这个绝密的杀手锏就是华夏兵工署秘密研究了数年的“中间威力弹药和新式枪族”。该项研究是最高机密，代表团诸人中也只有军委会委员、海军部长一级上将陈厚甫有所耳闻，但他也是知之甚少。
中间威力弹药和包括了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短突击步枪和班用轻机枪的枪族系列，这是领先那个时代几十年的理念，将会给步兵作战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式变革。
宋鸿飞深思许久，决定隐去其中的新式枪族部分，这个独步天下的“黑科技”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过早暴露。他仅告知德方中间威力弹药，并以“民24式”半自动步枪新一代改进型替代了枪族系列，他是在投石问路。
“根据部队的实战经验，传统7.92×57全威力弹对于半自动步枪威力过剩了，我们已经着手进行中间威力弹药和新一代步枪的研制，目前正在定型试验中。”
德方高层中陆军出身的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堡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等人无比震撼，直感叹华夏国在这方面又遥遥领先了全世界。
这些百战沙场的陆军将领很清楚中间威力弹药轻武器的巨大优势，敏锐地察觉到势必将给步兵武器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其实德陆军也有研制中间弹药的规划，但由于还没有研制出与之匹配的半自动步枪，他们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华夏。
勃洛姆堡和弗里奇强烈建议元首，立即与华夏合作进行中间威力弹药和枪械的研究，这对未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元首和空军出身的戈林等纳粹高层对中间威力轻武器并未能充分重视，他们认为新的弹药会给军备扩充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加之华夏的中间威力弹药还在研制中，尚未问世，并未体现出实物的优势。
其实戈林还暗藏私心，他一直觊觎国防部长的职位，千方百计想扳倒勃洛姆堡元帅，他怎么甘心看到勃洛姆堡在任上又加上一笔辉煌显着的业绩？
最终，热衷于政治利益和权谋斗争的纳粹高层认为，决定战争胜负并不在于哪种步兵轻武器。
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等人也只能怅然长叹。
眼看尽了种种努力也没有成功，代表团诸人都有些怅然若失。
然而谁都不知道的是，宋鸿飞此举的用意并不仅是作谈判的筹码，他还有不为人知的深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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