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表明汉朝设立了滇相等官员治理滇国。简牍中有多块户版，表明汉朝已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
汉代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二十钱。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发展。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着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成帝时有《泛胜之书》，此书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进行了总结，它记载了区田法搜种法、耕田法，对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操作技术都有全面记载。虽然此书早佚，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史料。《泛胜之书》对汉代及后来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着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货币。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着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
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至西汉时进入一个高峰。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得以提高。全国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中心，形成若干个经济区域。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首都长安人口达二十四万人，有东、西九市，繁荣富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江苏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东广州）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时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当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已可建造装载数十辆车的大船和设有多层的楼船。
当时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贷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市场上商品丰富，从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铜铁器等无所不有。奴隶也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除了固定的市场外，集市贸易是乡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发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以及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到达日南郡（治今越南广治）边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进贡特产。东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少于西汉，特别是黄金大量减少，人们常用缣帛和谷物进行贸易，自然经济的色彩较西汉时浓厚。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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