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沈秀兰和张明德这对夫妻还很有点患难与共的意味。
沈秀兰是长女，张明德是长子，他们打一出生就都肩负着帮父母照料底下几个兄弟姊妹的义务。他们都是为了大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人。
沈秀兰这一生都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她嫁过来后，我们村小学曾经组织过“扫盲”活动，让村里没读过书的妇女利用农闲时去读书认字，但因为组织者之一就是我的父亲张明德，于是沈秀兰就堂而皇之地以农活太忙逃过了“这一劫”，就连最后的考试，也是张明德安排了村里的另一个婶子替的她。她那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学文化的念头，一心只有干农活。
沈秀兰干起农活来可以用一个“没日没夜”来形容。她不会在大家都回家做饭吃饭的饭点儿回家，她总要多干几把，多拖一会儿，有点像爱拖堂的老师的做派。
张明德那时候已经通过一系列考核考试转正了，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同时也被调到了离家四五十公里的另一所乡村小学。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乡村还没有通汽车，张明德本就微薄的工资都拿去资助了弟弟妹妹们读书，因此他也没有自行车。就那么步行四五十公里去上班或回家。那时候单休，他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
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经常饿着肚子左等右等，等不到妈妈回家做饭。
那时候二婶母已过门，爷爷奶奶家的饭熟了是不会主动给我们俩吃的，怕二婶母闹意见。
弟弟有时候会跑去他们桌上蹭饭，孙子主动去蹭，爷爷奶奶当然不会拒绝。但我不会去，我独自一人蹲在门帘后面，乖乖等着，有时候会等到睡着。
沈秀兰得知了我们俩的表现后，既觉得儿子会生存，又觉得女儿有骨气。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她收工回家的时间表。这反而可以让她更放心地在地里拖着干活迟迟不回家了。
这个倔强的女人，似乎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在地里。
有了妯娌之后，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大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有时候总免不了搞得唇枪舌战。
沈秀兰过去只是见不到丈夫的工资，从我三四岁时开始，她连丈夫的人影子也只能很长时间见一次了。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落在她一人肩上，她的脾气变得越发急躁起来。
等我5岁的时候，尽管我已经可以帮忙摘菜，烧开水，还可以带弟弟了，但还是经常会被母亲骂。她能骂的人，也只有我。她无论受了多大的气，都只会骂我。她不可能去骂爷爷奶奶，她又骂不过二婶母，她也舍不得骂弟弟，只有我，她常常会厉声斥责，甚至有时候脏话脱口而出。
每每那些时候，我躲在墙角炕沿边边上，大气都不敢出。这样的暴风骤雨对还没上小学的我，痛苦又无奈。
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没上学之前的很多事都毫无记忆了，但有些挨打挨骂的画面还依稀存在脑海里。
等张明德回家时，她的怒骂对象便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会得到暂时被“遗忘”的一丝轻松。
隐约记得有一天夜里，弟弟尿炕了，沈秀兰骂张明德不及时把孩子叫起来让他去尿尿，因为孩子是挨着他睡的，他自然就该负这个责任。
那天夜里因为炕上的一大泡尿，地盘不够四个人睡觉了，我被沈秀兰的谩骂声吵醒时，看到张明德被迫在靠着墙的一角坐着，他就那样坐到了天亮。幼小的我觉得父亲好可怜呀。
小时候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就是张明德回家来，更像是来到了沈秀兰的家里做客一样，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自主权，他擅自做主干了什么活，必定会遭她的一顿毫不客气的数落，而且每次理由都非常充足：暂时不需要干那个，有那时间不如干另外一件更紧急的事；没脑子，不用心思，干的不好。。。干得不好是最常见的理由——张明德大半辈子做的所有事，沈秀兰没有一件满意的。
张明德的辩解只会引来沈秀兰更气愤的弹压，索性后来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她一开口，他就保持沉默是金的态度。
但是假如张明德什么都不干——反正你说我干的不好，我不干总行了吧？不行。你干不好那是能力问题，你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那会让沈秀兰更愤怒，火气更大。
我跟弟弟前后脚相差一年上了小学，之后父亲跟几个同事借了一些钱，把村子闲置的一户院子买了下来，我们从爷爷奶奶家的院子里搬了出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父亲依然在很远的地方上班，但那时候他好像涨工资了，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家的次数变得勤了一些。而且因为他自己是数理化方面的优等生，又很会抓学生成绩，工作能力强，之后就当上了某乡村小学的校长。
后来又经过几次调动，来到离家更近的小学当校长，农忙时节每天下午都会骑着自行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骑十多公里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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