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我们俩都很默契地不再提要出去玩的话。
他开始在实验室忙起来，我待着实在无聊，就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溜达。
那个学校属于“985工程”大学，里面的建筑格局给人一种质朴中透着某种高级的感觉，有好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随处可见旁若无人背英语的、练习口语的、搞测绘的学生。令人肃然起敬。到了晚上，草坪上有弹吉他的，唱歌的，他们自由自在，个性十足。
我虽然当老师一年半了，但骨子里的学生思维还在，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心情也逐渐明朗起来。
我试着理解王晓峰，可能他也有他的某种不可言说的考虑，所以才会那么光火吧。之后我们又在学校附近的一些特色餐馆吃了几顿饭，在街上四处逛一逛。很快冰释前嫌，又变得亲密起来。
几天后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买了一些当地特产，正赶上一个商场搞活动，我给母亲沈秀兰买了一件棉衣，给父亲张明德买了双皮鞋，我们就收拾好行李，乘火车回老家了。
一对情侣一起乘火车长途旅行似乎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周围都是陌生人，沿途经过很多陌生的地方，在那些陌生的车站上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紧密相连、相依为命的感觉。
火车走到大概一半路程时，那里正在下暴雪，好多列车大概因为线路上积雪太厚的原因，都开始晚点，走走停停。火车上有人在听收音机，里面中午还报道说当地下的是十年一遇的大雪，三个多小时后就又报道说是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雪。
之后没多久我们那趟车干脆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停了下来，车里的乘客们顿时变得有点躁动起来。
我也开始着急，因为我又像上大学时那样，是瞒着父母来王晓峰这里的，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家人交代呀！他们又要怎么说我呢？
王晓峰却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拿出他对所有事情一贯无所谓的态度说：“没事，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再耐心等等吧。”我就那么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焦躁地等着，后来火车终于又走起来了。
这趟火车正常从深厦回我们老家林州是三十一个小时，最后用了差不多四十个小时终于抵达了家乡的火车站，让我悬着的心才算是落了地。
回到家没几天就是过年。
大年三十下午龚玉强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吃饭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他也没吃，正在医院呢，父亲住院了。
当时沈秀兰让我蒸馍，我手头正忙，没说两句话就挂了。
十多年以后，在我遭遇重重失败，处于人生最黑暗的谷底，在一个彷徨无措彻夜不能眠的夜里，毫无征兆地我脑子里突然又跳出了这件事，那一年春节过后开学，几个同事在议论说龚玉强的父亲去世了，但开学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见过他。
在那个黑的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睡不着的夜里，我才知道了当时龚玉强心里的那种无助，那个大年三十下午他的孤独。
但是当我终于理解了龚玉强的内心，理解了他当年对我不可抵挡的热情时，他已经是另一位女同事的老公，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
生活就像一个魔法师，年轻时你执着追求的，会被生活残酷地证明是不值得的；你轻易放弃的，又会是生命中最难能可贵且再也不会拥有的。
年轻时你不懂这个道理，懂得时已不再年轻。
从火车站下来，我将王晓峰直接带上了回我们家的汽车。
王晓峰一开始有点扭扭捏捏，说他还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想着这么快见准老丈人，他还是个学生，云云。
我软硬兼施，我说：“峰哥，你就当是帮我个忙，好歹过去应个卯。你不知道他们那个催婚大法真的能让人疯掉！”
晓峰笑了，说：“不至于吧，才25岁催什么，我父母怎么不催我。”
“大概因为我是女生吧。”
反正他拗不过我，就跟我一起上了回我们乡镇的汽车。
我之所以这么“不矜持”，是因为2008年那个春节我再也不想在无休止的没完没了的催婚碎碎念中度过了。
沈秀兰的唠叨历来是琐碎，绵长，车轱辘般来回地滚动。这种唠叨每天一睁眼就开始了，什么时候晚上睡着了才会停止。而且一直就重复那一个话题。
就像早期电视上每隔几分钟出现的无聊广告那样，令人烦不胜烦。但她又不像电视，能随时关掉。
整个2008年的下半年，但凡我往家里打电话，沈秀兰一开口就是询问我找对象的进展情况，完了就是村里哪个哪个女孩子又有人来询问着要下聘礼了，如此这般。
一度时期，我感觉就像被催命一样，有一种苦闷的压迫感紧紧笼罩着我。
汽车开动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我回来了，同时还说还有个人跟我一起回来了，是我的男朋友。我母亲沈秀兰还要说些什么，不管她的，我直接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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