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月食也是如此，比如在武丁时期卜辞中，就有五条关于月食的较完整记录。
如“癸丑卜，贞：旬无祸，七日乙未壹，庚申月有食”和“癸未卜，争贞：旬无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
前一辞的意思是：癸丑这天占卜，问这一旬有无灾祸，到了第七日乙未这天，天空起了变化，第二天庚申，晚上发生了月食。
后一辞是一名叫“争”史官在八月癸未这天卜问，这一旬有无灾祸，第三日乙酉晚上发生了月食，但这次不是史官争亲自看到的(可能这次月食在王都看不到)，而是由别人报告的(闻)。
这两条卜文说明商代已经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天文历法观察与报告制度，可以看出当时科技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
结合这些记录和现代天文科学对殷地月食的推算，加上干支时间记录，同样可以准确推断出两次月食所发生的时间。
类似的在甲骨文中还有史官们观察到的星，如大星、鸟星、大火等。如“七日己巳夕壹，有新大星并火”。
“新大星”是一颗新的大星，“并火”是接近火星。在欧洲发现的第一颗新星，是在公元前134年由希腊依巴谷记录下来的，商代这枚卜辞中的记录远比希腊还早一千多年。
同样的，商代人还观测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天文现象，就是这些重要星体的“逆行”。
就是商人观测到一些行星会在其运行轨迹上发生折返现象。
这是因为行星和地球绕太阳各自公转，因为速度不同造成的一种特殊观测现象，曾经困扰了古人几千年。
虽然这个原理让商人不得其解，但是忠实记录他们还是做得到的。
而这些天象同样是可以通过现代天文科学推算出来的，将卜辞贞文当中的这些关键时间标志结合现代科学推算出的时间表，加上其余信息如王纪、干支等信息，就能够将这些卜辞贞文落在时间表上，构成编年的最关键的“标本点”。
但是殷人的历法可不是这么简单的，早期的卜辞中记时只有月日，这给推断纪年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晚期的卜辞中虽然开始有祀、月、日的概念，由此可至商代历法开始以干支记日，太阴记月，太阳记年，但是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时候的殷人，已经开始闰月来调整季节，进行阴阳合历了。
月份分为大月、小月，年也就成了平年和闰年。
置闰的方法也不是一种，早期的卜辞中称十三月，这种置闰月的方法很明显，就是“年终置闰”。
晚期的卜辞中不见有十三月了，根据卜句和帝乙、帝辛时期一组征伐人方的卜辞来看，这时期已将闰月放在了十二个月的某一个里边去，变成了“动态置闰”。
如某年是闰九月，则这一年就将出现两个九月，后一个九月无疑就是闰月。这种置闰月来调整每年的时间，在我国的农历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使用。这条历法科技的成就是华夏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对于知道农业生产的科学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重大的，甚至指导了今后几千年华夏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商代的置闰法和后代也是有区别的，从年终置闰到动态置闰也会有一个关键节点。要将这些确定下来，还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问题。
通过卜辞和贞文是很难直接断定的，还是安春佳用了数学工具，建立了一种动态逼近算法，最后才拿下这个极难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的历史标本点只要求精准到日，但是并不是说作为编年表的准备，只到日便足够精准了，同样还要从时间上去做一些更加精准的分定，才能准确。
因为贞文中常常会提到日食发生在一天的哪个时候，这是计算标本点的重要参照。
所以也要了解商代每日的分时。
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商代已将每天分为七段时间，但并不是相等的七段，从卜辞中来看，是将白天分作六段，夜晚算作一段。
从天黑到天亮叫做夕。天明时叫明或旦，明旦以后，在早期卜辞里叫大采或大食，后期则统一叫朝。
大采、大食或朝以后就到午，甲骨文里叫做中日。
中日以后叫昃，此时日已偏西。
昃以后叫小食或郭兮。
小食或郭兮以后叫小采或昏、暮，此时已是日落黄昏见月时。
后世按12地支将一天的时间分为12段。商代白天的六段时间则相当于辰、已、午、未、申、酉六个时辰。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为以后的人们更加科学区分和利用时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类说法也沿用到了商代以后，例如《国语·鲁语》中常有“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的说法，春秋的着述，与商代卜辞书写，完全相同。
每月还分为三旬，一旬是十天。这个大量卜句都有记载。其中大月是30天，小月只有29天，所以有的旬会跨两月。
每月的第一旬的第一天不全是从甲子日开始。这个是夏历就有的，到了商代，每一条完全或较完整的卜辞上，都会有记日的干支。史官们甚至还特意将干支完整地刻在牛骨上，为了方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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