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仗，得有钱，有粮，有民夫，有人。
陈蔡富庶，那么陈蔡当然就要多出钱，多出人，多出粮。
征兵、劳役、运粮、筑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人心便多有怨怒。
怨怒的最狠的一批人早早找到了在上蔡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活动的墨家的县委，剩余的人怨怒之后也只能接受。
墨家的宣传根本禁绝不了，市井中整日传言，当年适去郢都的时候，楚王与之密谈，说是将来后世子孙有害民之举，烦请墨家除害。
这种谣言急剧杀伤力，不是说民众对楚王多么忠诚，而是因为民众已经越发认可了害民利民之说。
越富庶的地方，越容易滋生墨家活动的土壤，墨家的道义也就能够讲的更清楚。
反倒是一片乌黑的时候，人们从未见过光明，所以也就无所谓反抗；而最期待光明的，不是一片乌黑的夜，而是东方泛白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光明的时候。
谣言、童谣，每日都在流传。
人心惶惶，人心不安。
前一阵有人为了逃避去当民夫而选择逃亡，被人抓住后施以墨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为五刑之一。
既惩罚了犯人以为警戒他人，也不影响当兵当民夫。
然而在城中，那个被抓的人大声喝问：“我又不姓芈，我是九州诸夏之人，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楚国兴亡与我何干？”
当街行刑，匹夫样的人物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贵族们心惊之余，对于墨家也就更恨，觉得墨家的道义和文字纸张等的传播，实在是太过蛊惑人心，竟然连匹夫都能说出一番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于是为了以儆效尤，改墨刑为劓刑，割掉了鼻子。
结果第二天就有传言，说是这就是贵族定法法不为所知的样子，说什么刑就是什么刑，根本没有具体的律法作为标准，还是墨家的法更好一些。
贵族们立刻派人出来辟谣，解释道：如果法律太清楚，那么不良的庶民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做不法之事。之所以不用成文法，那正是为了保护庶民，庶民应该相信真正的君子，这样才能让那些作奸犯科之人找不到空子可钻。
其时城中皆笑，心说这些道理七八年前就已经在市井中辩论过百余次了，你们这些人过了七八年还是讲七八年前就已经辩不赢的屁话，当真可笑。
民众虽怨，但是统治的秩序犹在，并没有人振臂高呼。
因为真正想要振臂高呼、有能力组织、有威望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墨者或者外围成员，遵守的上级的命令，潜伏不动。
毕竟原来上蔡就有两个政府。
一个是明的，负责征税、征赋、徭役、惩罚。
另一个是暗的，负责结社、讲义、教育、医疗、工商。虽然比如医疗之类的实在简陋，最多也就是一些土手段，可总比没有强。
这本该是政府的一体两面，但却被墨家在诸侯国生生搞成了分裂。
讲义、医疗、工商、技术，这都是贱业，本来也是贵族不管的，而真正的统治阶层正是血统贵族。
如今这种分裂的态势更加明显，也就导致了上蔡暂时的安稳：明面的政府正在征税征赋、暗的政府一动不动，自然也就没有第三方的力量站出来煽动、组织。
因为通讯手段的缘故，城中的墨者并不知道墨家这一次的偷袭计划，他们在楚墨开战之初接到的命令就是藏好，等待时机。
所以哪怕是城中的墨者都不知道墨家的一支军队已经潜伏在了城邑三十里之内。
是夜，月微明。
四十多精锐已经潜伏在城下。
上蔡的城墙不高，只有六七米，而且还是旧式的夯土墙。
这些偷袭的精锐手里那些小铁铲和绳索，带着短剑和燧石短铳，都是旅中的精干力量，艺高人胆大。
等到半夜，副旅帅带头悄悄来到了城墙下，用小铁铲悄悄在城墙上抠出一个小坑。
他是军官，也是这支小队临死组织的墨者代表，这种事他必须带头上。
六七米高的城墙本来就有一定的坡度，挖了几个小坑之后便可以攀附上去。
爬上了城墙，几名按照惯例守城的楚人士卒已经睡着了，因为战争似乎距离上蔡还很远，并没有太高的警惕性。
先上去的四个人捅死了两个楚人士兵，将绳索放下，其余人也都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这些人蜷缩在城墙上，直到看到外面传来了几缕闪光，知道主力已经到了城外。
传递消息的信号，是个简单的依靠镜子和青铜以及鲸油灯烛做的简易信号灯。
这时候距离天亮还有些时间，他们要等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再动手，因为城中成建制的守军不多，不需要趁着夜晚冲杀造成混乱，而且夜里偷袭也确实不太方便。
天快亮的时候，这四十多人已经分成了几个小组，摸到了城门附近。
守门的士兵只有几个，也都已经困得不行，强自支撑着等待天亮。
忽然间几道黑影闪过，守门的几个士卒就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留了两个活口堵住了嘴后，副旅帅带头悄悄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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