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信王看了华夏日报，知道了左良玉战死的消息，心里有些不忍，但是又有什么办法，闯贼、献贼现在拥兵百万，鲁王还在和自己争正统，就剩下了山西、北直隶这点地盘了，兵力十多万，守京师应该还是能守住吧？信王不确定，从小就长在皇宫里，对军队战斗力只停留在谁的兵多谁就能打赢的层面，现在兵力不够，那就多征兵，没有钱就号召大家捐钱吗！
崇祯六年正月十六，信王朝廷大朝，各部官员、内阁均一言不发，只有兵部侍郎杨嗣昌递上了左良玉兵败身亡的军报。
信王看大家都不说话也不是事，就让杨嗣昌提出一些整顿军队，加强防御的策略，杨嗣昌侃侃而谈，说了半个小时，最后就是让祖宽这些将领拿上银子去招兵训练，加强京师防御。
信王询问内阁意见，大家都是附议，既然同意那就好办了，信王松了一口气。
接着大家就怎么筹饷讨论了一天，最后只有两条意见可行，一个是信王发内帑出银子，一个是大臣勋贵们捐银子，然后拿钱去招兵训练，整顿京营武备，为了负责招兵训练的人选又吵了一天，最后是信王一锤定音，杨嗣昌担任京师防御的督师，负责招兵训练，整顿京营。
信王忍痛从内帑拿出了三十万两银子，轮到大家捐银了，大臣勋贵们全部破衣烂衫上了朝堂，大声哭诉生活艰难，衣服都是破的，咋办？少捐点吧！
这下好了，就等着你这话呢，大家你二十，他五十捐了一整天只捐了三万两不到，信王从头凉到脚，然后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为国为民的东林诸公吗？这是与国同休的勋贵吗？这个不行啊！
现在名义上的十三四万军队，一个月军饷都要二十万，粮草武器还要二十万，这就是四十万了，还有招兵呢？招兵一个，安家银子五两，招一万人五万两，还有军饷一万多两，武器装备一个人下来没有十五两拿不下来，一个人合二十两还多，一万人就是二十万，二万人四十万，补足二十万兵力，还要招兵六万，还需要一百二十万两，加上拿四十万两，一下要拿出来一百六十万两银子，以后每个月还需要三十多万到四十万两银子，一年要五六百万两，信王拿不出来，大臣勋贵又不愿意拿，剩下的就是等死了不是吗？
朱由检心中的愤怒犹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尼玛！这是我一家一个人的事情吗？要死大家一起死！老子死之前先让你们去死！
信王命令、祖宽、吴三桂、王朴带兵入城，把京师所有的城门全部接管了，百姓出入随意，官员勋贵及其子女全部不能出城，看看谁挺的下去？
大臣勋贵们一开始装惨，现在装聋，我就是没钱咋着？拿我啊！
历史上崇祯十七年初，大明王朝已到了生死存亡前夕。李自成带领起义军从二月初山西破居庸关向北京打来，一路上地方州府望风而降，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形势危急。
为筹集粮饷，从二月中旬起，崇祯皇帝就下达捐饷令，号召皇亲国戚，勋贵、文武大臣及地方缙绅富户捐款应急，并明确“以三万为上等”，然而竟然没有任何人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是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
崇祯皇帝一看远远未达到要求，只好又下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然而却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
三月十日，北京城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崇祯帝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先晋其爵为侯，然后开口让他捐10万两银子。
然而，周奎一听要捐钱，就如丧考妣，并说，“老臣安得多金”，还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一口咬定只能捐1万两。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亦，广蓄多产何益？
多次催迫之下，周奎捐了一万，崇祯觉得一万实在太少，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便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交给父亲，并劝父亲要深明大义，为大臣们作出表率，挽救大明的江山社稷。周奎却又从中扣了2000两，只拿3000两作为捐款交给崇祯。
大太监、东厂提督王之心最有钱，崇祯要他慷慨一点，王之心却推诿说：“连年家计消乏。”勉强凑了一万两，曾经的状元，当时的内阁首辅魏藻德为保住其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反对崇祯捐饷。
其他的官吏更是一个个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装模作样，把古董玉器拿到市上出售。据统计，崇祯在最后关头所倡导的“捐银助饷”活动，仅募得区区二十万两。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只好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给前线供应粮草，或给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实行，但是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被大学生陈演和一帮子文武勋贵大臣迎进北京城，崇祯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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