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
有的领导干部视国家和群众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国家、为群众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
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
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唯我独尊，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
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
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
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
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求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敢于革自己的命，而且还需要民众的觉醒、支持，不断施加外部压力，来促使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坚决打破背离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次，难在政府职能的厘清，存在着“不会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首先必须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搞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要将政府的各项职能科学合理地配置到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切实解决职能交叉、推诿扯皮和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使各级政府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真正知道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不仅要改善经济调节职能，严格市场监管职能，而且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职能。
再次，难在各项改革的配套，存在着“不能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有相应的承接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的相关职能。
同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统筹兼顾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需要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能够及时跟上。
还要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不仅要逐步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而且要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完善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使社会组织能够真正起到承载政府职能转移的作用。
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步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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