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000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造成大量清军伤亡。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导致广乙号沉没，济远号逃回威海卫。
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决定对日宣战。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导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接连占领辽东要地，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文登。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激烈海战。虽然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遭受了重创，但北洋水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剩余舰船退至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相继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虏，最终全军覆没。
九、马关议和
马关议和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事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双方的议和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希望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会面。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整为由拒绝交涉，并继续维持陆海两方面的攻势，暗示需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出面议和。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进行议和谈判。尽管出发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反复辩论。因此，在最初的谈判阶段，双方陷入了僵局。
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住处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睑下方，但幸运的是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李鸿章迅速恢复。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方担心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对自身不利，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微收敛。
3月16日（4月10日），李鸿章伤势好转，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在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要求3亿两）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上不再让步，并对李鸿章说：“您面前只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随后，日方以增兵再战进行威胁。李鸿章等人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最终同意签约，并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3月23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据传，在签字前的最后时刻，李鸿章曾对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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