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郑红旗，一上午的时间在地区里找几位领导汇报了工作，临近午饭的时候，又来到了邓牧为的办公室。
张庆合和邓牧为已经聊了一会，见郑红旗进来，也就闲说了几句。
地区里的领导也好，县里的领导也罢，也并不是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工作，相熟的几个人在一起，也和普通人无异，聊天吹牛在日常里都很常见。
郑红旗将副专员王瑞凤的检查情况做了汇报，但专员齐永林的态度，郑红旗却一时没有说。毕竟齐永林是自己的老领导，这个时候说了之后，就有一些在中间造谣生事，出卖领导的负罪感。郑红旗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学，但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虽然不要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但对待齐永林，其心里虽然有些看法，但内心里还是尊重多一些。
郑红旗道：牧为书记，我担心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王专员一旦向永林同志汇报，县里会陷入被动啊。
邓牧为听到之后，也是陷入了沉思，因为这份文件，钟书记直接叫停了几个干部的任命，这其中就有王瑞凤兼任行署秘书长的议题，为此，两位领导在班子会上还有了些争执，显然，如果事情持续恶化下去，闹出了地委和行署不和的消息之后，可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而这个代价对地区来讲，极有可能是贻误发展的契机。
邓牧为起了身，从办公桌上拿出了一盒烟，扔了两支出来之后就点了火，三个人围着小茶几就抽了起来。
邓牧为道：从实际来讲，我负责工业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个放给县里，后来瑞凤同志接替了我之后啊，又将这个事收紧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收紧之后便于统一规划和企业管理；放开之后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如果站在未来看不好评判对错，但从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实际来看，把审批权放下去，先让群众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啊。
抽了一口烟之后，邓牧为继续道：这样，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讲透彻。将审批权给县里，这其实不是什么放权，这就是上级政府的“甩包袱”，为什么说是“甩包袱”呢？一个群体或者集体，不能为国家创造价值，不能贡献财富，反而需要国家养着，这是不是一种包袱。就像咱们之前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时候，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别说交公粮，还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这对国家来讲是不是一种包袱？我看是。怎么甩的那，就是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要咱群众认可土地是集体的这个大原则，产出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才解决粮食的问题。这么看来，国家是不是甩包袱。同理，现在国家财政的困难程度已经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了，各级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了亏损，国家无力承担群众的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些政策，让咱们群众自寻一条出路，这不就是“甩包袱”嘛。所以，咱们的干部就是应该从思想上重新认识什么是权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红旗同志，你想一想，不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生计问题和生活问题，咱们还当什么领导。
俩人还是第一次听到“甩包袱”这个概念，特别是郑红旗，心里不禁感慨，以前自己总觉得钟毅、邓牧为、张庆合他们都是泥腿子的干部，而如今慢慢地接触下来，这些从群众里走出来的干部，不仅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是在大机关里学习不到的。
邓牧为道：红旗啊，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有些棘手，之前地委一直在顾虑和行署的关系，考虑到地委干涉太多，会影响和行署间的团结，看来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地方的发展，都是革命同志，不能总是打肚皮官司，是时候将这个事放在桌面上谈一谈了。这样，钟书记上午去东洪县调研油田筹建工作去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向钟书记做个汇报。现在十二点，走，去食堂，边吃边聊。
如若不是邓牧为的邀请，郑红旗和张庆合并不打算在地委大院里食堂吃饭，倒不是因为食堂吃得不行，相反，地委大院食堂吃饭是比较时兴的自助餐，三荤两素五个菜可以任意选择，比县委大院食堂高档了几个档次。之所以现在自己不愿在地委大院食堂里吃饭，主要还是考虑被人说成了自己和哪位领导走得近，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下了楼，郑红旗就通知张庆合，县里下午的会改期到明天上午。
王瑞凤从平安县回来之后，顾不上吃中午饭，就气冲冲地来到了齐永林的办公室，没等吩咐，就一屁股坐在了齐永林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
齐永林道：怎么了，瑞凤同志，是谁把你惹到了？
王瑞凤道：齐专员，我想问一下，咱们行署的命令是不是出不了这地委大院啊，是不是这个只有咱们两个在执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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