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真的假的，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刺刀，原地迈着奇怪的步伐，念念有词，然后猛然向天上一指，随着几声炸雷，闪电给天空割开一条口子，豆大的雨点瞬间砸了下来，把这干渴的战场浇了一个透，雨水掺着血水，把战壕内外的土都染红了。
乔木匠激动得朝杨娃子竖起大拇指:“你娃牛批死了！”
杨娃子不可置信的看着手里的刺刀，摸摸脑袋，疑惑地嘟囔了一句:“老子得道了？”
大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鬼子已经无法再次组织大规模进攻，这是我们撤退的最佳机会。
聂营长身边放着好几个手榴弹，冲着我们大喊:“带兄弟们先撤，我替你们挡最后一道！”
我再次跑到他身边，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娘的挡个屁的道？显着你了是不？”
然后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脖颈上，把他打晕了，然后扛起来就跑，他身边的两个兄弟分别在我左右扶着，一起冒雨下了河堤上了船。
这次船上的人不仅要划船，还要往外面舀水，不然等不到回南岸，船就沉了。
借着老天的庇佑，我们成功地把所有人撤回南岸，等鬼子踩着烂泥占领北岸阵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在南岸朝他们扮鬼脸了。
所有的木船都被我们推进运河，让它们随波逐流去吧，下游的老百姓谁捡到算谁的，反正不能留给鬼子。
我们有近半数人有夜盲症，一到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但也不得不相互拉扯着趁夜撤离战场。
我们的炮弹打光了，每人只剩下不到五发子弹，干粮袋里的面粉已经被泡成了面糊，即便这样也不能扔，接下来还有几百里路要走，也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局。
穷怕了的川军兄弟们不舍得扔下重机枪迫击炮和高射机枪，抬着他们艰难前行。
我背后的聂营长昏迷过去了，身上滚烫滚烫的，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陆续开始发烧。
冒雨赶夜路，时不时就有人摔倒，我们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寻求帮助，我们敲响了村口一户人家的大门，得知我们是撤退下来的国军，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躲雨，人太多，他家躲不下，他就接着去敲其他人家的门，总算能喝上一口热水了。
诸葛丹和徐志凤着急忙慌地给伤员处理伤口，用药水清理完创口之后，撒上磺胺粉或者白药粉，再进行重新包扎，物资紧缺，也只能这样简单处理了。
这个村的村长戴着斗笠找到我，劝说我们把重伤员留在村里，他们会帮忙照顾，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地窖，是储备粮食和躲避鬼子用的，正好可以用来安置伤员。
我们商量一下之后，感觉也只能这样了，带着这么多伤员，大家都走不脱，行军大半夜了，估计也仅仅只是前进了不到二十里地，照这个速度，鬼子明天一早来一个急行军就能追上我们。
那些重武器也没法带走了，尽管十分不舍，也只能委托村长找一个地窖藏起来，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使用，谁也说不准。戏剧化的是，多年以后，这些武器国民党军队没能取回，反而被解放军拿去用了。
我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大洋，感觉不够，又朝杨娃子伸伸手，这哥们啥都没说，也把自己身上的20块大洋掏给我了，接着就是老陆和乔木匠，这些钱还是我们上次从土匪那里搜刮来的，一毛钱都没用。
我把这100多块大洋，硬是塞给这位老村长，他说啥都不愿意要，徐志凤劝说道:“伤员需要请大夫，平时需要吃药吃饭，也需要专人照顾，咱老百姓生活也清苦，这些钱你们必须留下，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把这二十多个伤员留下。他们好了之后还要追赶队伍，也是需要路费盘缠。”
老头抹着眼泪收下钱:“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我们等你们打回来！”
我又朝杨娃子伸伸手，他一脸疑惑的问我:“你娃要干啥？”
“再借我20个大洋！”我边说边朝他的口袋里摸。
他一边拍开我的手，一边捂住口袋往后退，神色慌张的说:“老子没钱，刚不给你了吗？你还要钱干啥？都是一人分25块，我又没多拿一个，剩下的都让我买大烟了，没有没有了！”
我解释说:“这次我回不了家了，我想让村长帮忙给俺爷捎点钱去。让老爷子知道我还活着！”
徐志凤听完就要把自己的钱借给我:“姐姐我这里有钱，我借给你！”
我摆摆手说:“不用，这弟们有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倒腾大烟起码挣了五十块！”
杨娃子更紧张了，死死抓住自己的口袋说:“这是我的老婆本，还有我妹妹的嫁妆！”
乔木匠听得不耐烦了，直接上手去抢，咬牙切齿的说:“天天脑袋别裤腰带上，还不知道能活到哪天，留着钱干啥？到时候你把你妹妹许给傻大个，这嫁妆不也省了吗？”
杨娃子似乎想通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大洋，认认真真地数了三遍，拍到我手里，严肃地说:“别忘了有钱还我！我妹妹的主意就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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