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的主纹饰是兽面纹。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人的祭祀重器上，这无疑反映了商人的思想观念。《吕氏春秋》虽最早明确记载了兽面纹，然其对兽面纹意涵的阐释似可商榷。众所周知，《吕氏春秋》一书乃吕不韦纠集门客所编，编撰的目的是为即将统一天下的秦王朝服务，可以视为一部指导政治运作的书，且该书在吕不韦死后仍有编撰，所以该书的历史真实性相对于政治性为次。我们在大量考古发现所见到的兽面纹中，有首无身的只是少数。这也可以证明，在《吕氏春秋》编者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见到的商代祭祀重器已经不多，兽面纹已经退出青铜器纹饰的主导地位。他们对这种纹饰的具体意涵已经不能明了。所以他们提出兽面纹的教化功能，并不能正确地揭示此纹饰所代表的思想内涵。
然则兽面纹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样的思想？俱国学者林巳奈夫在研究云国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这个太阳神的形象是‘一对背靠背的鸟的后面有一个带光芒的圆，从圆上伸出一个三尖形，其中还有纵向的细线’和‘交颈的一对鸟仰头向上，在颈的交点上有镶有同心圆的圆形，圆的上半部突出有火焰状的东西。加画放射状的线形火焰的圆形无疑是天体，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敛的东西则是日蚀时所见之光’‘因而，在整体上可以看成是一对鸟所支撑着的太阳神的图像。’林氏把商周时期的兽面纹同史前社会的纹饰相比较研究，应该说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在考古发掘与古代文献中都找不出坚实的证据。我们还应从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寻找答案，《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王孙满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这是文献中较早有关青铜器纹饰意涵的记载。几乎所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学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却并非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在于对文化背景的认识不同。张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中说：‘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发挥了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云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纹饰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之后张氏又与现代萨满教结合，得出‘萨满通灵说’。此说影响范围涉及到考古、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赞同者众多。然其结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商榷。俞伟超先生认为：供奉了‘百物’，便能抵御鬼怪的侵扰，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那么夏鼎上的图像应是驱散‘魑魅魍魉’的诸神，三代铜器上可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就是神灵的象征。在以上众说中，我们基本同意俞先生的看法。对王孙满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鼎上所铸之物，如何会使民知神奸？如何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如何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如果我们按照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考察，王孙满的话便会很容易解释。
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根本不同，是受互渗律支配的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依据“互渗律”的原理，鼎上所铸之物之所以能起到如此众多的、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其与民‘互渗’。所铸之物与民‘互渗’，也即是神与民‘互渗’，由于神的无所不能，导致所铸之物能知神奸、辨善恶，使民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妖魔鬼怪，上下和谐，从而受到天的庇佑。
从原始思维角度对王孙满的话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兽面纹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神’。在众多的兽面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兽面纹是不相同的。如耳部的变化，齿的有无等等。但粗略一看，整体之间的构造非常相似，所以才把它们统称为兽面纹。整个兽面纹在自然界找不到原型，但分解开的各个部位的确是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一部分，虽然有的是采取夸张的手法。把这些不同部位进行幻想性的构造，那么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动物吗？我们认为所组合的图形已经不再是动物，当然也不是人，而是商人心目中的‘神’！
《礼记.表记》具体评论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尊神、率民而事神是商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从以上卜辞可以看出，商代事无巨细，几乎都要进行占卜。大到征伐、祭祀，小到出行、求雨、疾病以及生活中的诸多事情，都要询问上帝的旨意。商代又有频繁祭祀的周祭制度。作为国之大事的祀，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神圣的。礼器作为祭祀用器，应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如此重要的器物上铸以纹饰，则此纹饰定在商人心目中占有显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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