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村口那棵老槐树上还挂着昨夜的露水，沉甸甸的，像哭肿了的眼泡。
马高腿扛着他那根油亮亮的枣木棍，一瘸一拐地往村外走。他左腿比右腿短，走路时身子总是一摇一晃，像一只随时会被风吹倒的、不对称的陀螺。
马赶明站在自家门前的土坡上，望着父亲渐渐走远的背影，嘴里骂骂咧咧，说他爹非跟政府对着干，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说完，他狠狠啐了一口唾沫，那口痰砸在尘土里，立刻被吸收了，留下一个深色的小点。
马高腿听见了，却没回头。他只是把手里那根刻了七道印子的枣木棍攥得更紧了。那七道印子，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也是他给自己留的退路。
半大小子树根突然从柴火垛后面窜出来，拦住路，叉着腰说：“赶明哥交代了，不能让马高腿出去！要是放他走了，就要扣工分！”
马高腿听了，直冷笑，那笑声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他瞥了树根一眼，说：“让他扣去。这世上，还没人能真拦得住我马高腿。”
他的脚步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树根被那股阴沉的气势慑住，竟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半步，让开了路。
村口的黄土路被早晨的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脚印踩上去，就是一个清晰的泥印。
马赶明骑着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追了上来，车铃铛叮叮当当地乱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他跳下车，一把抓住马高腿的袖子，布料已经被汗水浸得硬邦邦的，抓在手里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粗糙感。
“站住！”马赶明喊道，声音里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威严，“你这是要去哪？生产队的规矩你忘了？”
马高腿转过身，一脸讥讽地看着儿子。那张脸上沟壑纵横，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算计和鄙夷。“规矩？”他哼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破锣，“这规矩当年还是我定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个小兔崽子，也敢拿来压我？”
马赶明急了，脸涨成猪肝色：“你这样出去要饭，是给咱马家丢脸！全村人都会戳脊梁骨骂的！”
“丢人？”马高腿一听，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抡起枣木棍，狠狠抽在儿子背上。
“啪！”
一声脆响，在空旷的村口回荡。
马赶明痛得闷哼一声，咬着牙，没再说话，只是默默退到了路边，看着父亲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晨雾中。
到了县城火车站，马高腿轻车熟路地绕过正门，蹩到后头货场。
一列黑乎乎的煤车正喷着粗气，蒸汽和煤灰混在一起，像一头正在喘息的黑色巨兽。他瞅准守车员打盹的工夫，腰一弯，腿一蹬，竟显出几分早已陌生的敏捷，悄无声息地爬上一节敞开车厢，一头扎进煤堆里。
火车开动了，煤屑扑了他满头满脸。马高腿也不擦，从怀里掏出个冷硬的馍，就着裹挟煤尘的风，一口一口啃嚼起来。那馍硬得像石头，他需要用口水慢慢软化，再用残缺的牙床费力地磨碎。包袱里还有四个同样的玉米面馍馍，这是他算计好的三天口粮。
到武汉时，已是下半夜。站台上的灯昏黄，像垂死的病人的眼睛。
马高腿从煤堆里钻出来，浑身漆黑，只剩眼白和偶尔咧开嘴时的黄牙，证明他还是个人。他溜到站台尽头的水龙头下，胡乱冲了冲，露出古铜色、布满褶皱和老年斑的皮肤。然后，他晃着身子，融进了候车室污浊的人气里。
候车室像个巨大的、缓慢蠕动的胃囊。马高腿在角落找个空地坐下，从包袱里掏出那个缺口的粗瓷大碗，摆在面前。然后，他低下头，肩膀轻轻耸动，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呻吟从喉咙深处渗出来：
“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这没用的残废……老天不开眼啊……”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弱、颤抖，充满无助的沙哑，与白天在村里那个挥棍子、骂儿子的马高腿判若两人。他把自己缩成一团，像个被遗弃的垃圾。
旅客匆匆来去，大多皱皱眉绕开。但一个穿着蓝布罩衫、头发一丝不苟的老太太停下来，弯腰看看他，又看看空碗，无声地叹了口气，从手帕包里摸出五分硬币，当啷一声扔进去。
天快亮时，破碗里已有零零散散一堆分币毛票，加起来八毛多。马高腿用粗黑的手指仔细捻一遍，嘴角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他收好碗，挪到车站外早点摊前，拿出其中一张毛票，换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他蹲在路边，呼呼啦啦吃得满头大汗，芝麻酱糊了一嘴。
这才是活着。滚烫的，扎实的，顺着食道滑进胃袋里的满足。
这样的日子，像车站墙上剥落的旧日历，一页页重复又不同。马高腿辗转在武汉三镇，像个老练的渔夫。火车站人多眼杂但流动快；码头工人给钱爽快但零碎；繁华的江汉路上，穿皮鞋的人多，偶尔能碰到大方的。他渐渐品出了门道。
“收成”不错，最多一天要到了三块多钱。但他心里那杆秤却越来越沉——这点钱刚够填饱自己，偶尔喝两口散酒。他要的不是这个，是能攒下来的大钱！是能让儿子马赶明、让全村人再不敢小瞧他的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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