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自从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数次接到米国大使馆的邀请函了。
尤其是近半个月内，他已经两次被邀请出席使馆的庆祝酒会。然而，由于他一直忙于备课授课，始终未能腾出时间参加。
李斯年在上海曾经见过一面的米国驻华领事舒尔曼先生，此刻也正在北京履职，他的哥大学姐杰西卡也跟着来了。
李斯年不太喜欢这种酒会，他在沪上时被老丈人李泰然带着出席了不少，早就没有新鲜感了。
他以为就是一些普通的客气的邀请，也就没有过多在意。
然而，李斯年所不清楚的是，他此时在米国已经是名声大噪，这一切都源于他之前寄给杜威教授的那篇名为《博弈论》的论文。
来到北京之后，他已经与杜威教授通过两次信了，但杜威教授主要关注的是他在信中关于实用主义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独到见解。
杜威教授在阅读了李斯年的论述后深受启发，他发现李斯年总是能从一些意想不到的角度将这两者完美融合，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做错。
为了能让李斯年顺利进入北京大学执教，继续他的哲学理论研究工作，而不是沦为一名只会斤斤计较的商人，杜威教授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花费了偌大的面子。
至于李斯年在信中提及的《博弈论》这篇论文，由于杜威教授对经济学和应用数学的了解有限，他并未看出论文的卓越之处。
但是，他对论文中列举的几个案例颇感兴趣，特别是用博弈论的观点来阐释年初刚刚签署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这一独特的角度令他印象深刻。
好人做到底，出于善意，杜威教授还是通过关系将这篇论文投递给了《米国经济评论》杂志。这份创刊于1911年的杂志，是米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敬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之一，在米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然而，实际上这篇论文的投稿方向有些偏差，它更适合发表在运筹学或数学类的期刊上。但遗憾的是，此时运筹学这一学科都尚未建立，它的兴起要等到二战期间，所以后人也将这篇论文视为运筹学的鼻祖。
而“博弈论”显然又不是纯粹的数学问题，整篇论文中数学运算符号寥寥无几，如果投稿给数学期刊，很可能会被直接拒绝。
“博弈论”这一学科堪称多元学科交融的典范，它巧妙地融合了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以及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
尽管在其理论构建中，经济学的元素相对不那么显着，但它在经济领域内的应用却是层出不穷，影响深远。正因如此，《美国经济评论》杂志采纳了这篇关于博弈论的论文，此举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论文的被采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杜威教授——这位米国学术界的明星教授的广泛影响力。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期刊编辑对论文中所探讨的“市场定价”与“商业并购”等论点的高度认可。这些论点为市场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读。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该论文一经发表，便迅速吸引了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宏观经济学家们借助博弈论来深入探索市场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策略，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而微观经济学家们则运用它来研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制定最佳策略，从而为企业谋求最大化的利润。
研究结果显示，博弈论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层面均展现了其强大的实用性和解释力。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博弈论为分析和预测竞争环境中的决策行为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文发表后仅仅一周，就有消息传出，花旗银行运用了这一新兴的“博弈论”，成功协助福特汽车公司收购了林肯汽车公司。
这次并购不仅使福特汽车得以进军豪华汽车市场，更扩大了其产品线及市场覆盖范围。这一案例也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收购案之一。
据传，在收购进程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花旗银行并购团队中的一位年轻的金融分析师偶然间接触到了这篇关于博弈论的论文。
他尝试性地运用“非合作博弈”的理念，深入剖析了并购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准确识别了潜在的冲突点，并巧妙地设计了一种既能保障各方利益又能实现相对公平的股票权益和企业资源分配方案。最终，这一方案成功促成了并购案的顺利完成。
这一半真半假的传闻迅速激发了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将目光聚焦于这篇由李斯年撰写的原创论文之上。
深入研究后，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超过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它不仅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而且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者们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李斯年在其论文中明确规范了博弈论的定义，并深入分类了博弈的多种类型。他将博弈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两大类别，进一步地，又依据行动的先后顺序，细分出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再根据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信息的了解程度，界定了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此外，李斯年还创新性地按照博弈进行的次数或持续时间，区分了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并按博弈的逻辑基础差异，提出了传统博弈与演化博弈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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