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李斯年的言论越离谱，却反而更能吸引到在场这些外交专家们的注意。
他们个个都是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但此刻却都聚精会神。
他们都想听听这位《大国崛起》的作者对于鲁尔危机的独特解读，以及这场危机背后所潜藏的更为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博弈。
李斯年缓缓道来：“众所周知，自1870年普法战争中德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后，两国就成为了宿敌。《凡尔赛和约》之所以对于德国如此苛刻，其根源正是法国担心德国经济一旦复苏，便会迅速重整军备，再次对法国构成直接威胁。”
欧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烽火不断，战胜国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对手，这几乎成了不变的法则。
然而，这一次，法国佬下手实在是太狠了一点，几乎将德国逼至绝境，以至于德国政府现在是直接躺平，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
但这种策略的实施，其结果却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双输局面，德国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失业率飙升，民生凋敝。
这一连串的苦难，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德国底层民众心中的民族复仇情绪。
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这种情绪目前在德国社会内部正以一种难以遏制的速度蔓延开来。
对此，舒尔曼插话道：“这和我们米国政府可没什么直接关联。威尔逊总统先生在‘巴黎和会’上可是明确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对德国采取安抚政策，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其平等的贸易机会。”
米国总统威尔逊是巴黎和会上面对于德国唯一还算友好的大国总统。
历史学家们对这位米国第28任总统的评价很高，他是米国历史上唯一一名拥有博士头衔的总统，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其学术造诣和领导能力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他的带领下，米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为了构建战后的和平秩序，威尔逊总统不遗余力地倡导并推动了国际联盟的成立，也因此在191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
李斯年继续说道：“威尔逊总统先生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他的许多建议和设想都极具前瞻性。但遗憾的是，他在任期内未能有效的压制住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导致米国未能加入他亲手倡导成立的国际联盟。”
李斯年的内心对于这位米国总统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
在“巴黎和会”召开时，华国这个战胜国，最初竟然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是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才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在会议上却处处受到冷落和轻视。
尽管华国在欧战中出力甚多，但其“战胜国”的地位却显得如此虚幻和脆弱。
而米国也并非那么好心。
威尔逊总统在关键时刻食言自肥，改变了对华国山东问题的支持立场，使得会议最终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了倭国。
这一决定严重损害了华国的利益，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运动。
这种出卖华国利益的行为，在被报纸揭露出来以后，威尔逊在华国的声誉一落千丈，甚至被一些人讽刺为“威大炮”，成为了华国民众心中难以抹去的痛。
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反思历史时，普遍认为威尔逊总统在其任期内未能促使米国加入国联，是他在执政期间所犯的最大错误，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米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所遭遇的最大失败之一。
米国的缺失，导致对于战败后的德国态度最为宽容的一个国家，在欧洲事务上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而这也间接导致《凡尔赛和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都压在了德国人民的肩上，进而招致了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为希特勒的崛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名精通国际形势的专家，对于米国未能加入国联这件事情，舒尔曼同样感到十分遗憾，但是他却无法置评。
因为正是他所属的共和党在当时控制了参议院，才使得民主党出身的威尔逊总统关于米国加入国联的提案遭遇了障碍，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舒尔曼无奈地表示：“既然这样，就更怪不到我们米国人头上了，我们现在在欧洲事务上面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对此，李斯年继续抛出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如此，因为米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因为米国未能加入国联这个以确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这使得法国在面对欧洲复杂多变的欧洲安全局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和担忧。”
“为了确保自身长远的安全与和平，法国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不断地压榨和削弱德国的经济实力，这才导致了鲁尔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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